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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8日,是我自那一天起,再也不会忘记的日子,真是撕心裂肺,刻骨铭心.这一天的20点40分许,在众亲友的睽睽目光之下,我衔着满眼的泪水,在那天的日历上写道:“晚二十点三十五分,淑芳走了——带着两行清泪.”然后郑重地将那张日历撕了下来,夹在当天的日记之中.也就是从这一天起,陪着妻子宋淑芳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同时,也就结束了我一年多的护理生涯,陷入了由于她的离去而留下的痛苦黑暗的深渊,终日以泪洗面,心似滚油熬煎.现在,这个不堪回首的日子已过去10多天了,心境稍为平静,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虽然终日在忐忑不安的焦虑中奔波忙碌,但毕竟她人还在,还在病痛中与癌症顽强地斗争着,比起去后一个人的孤独、寂寞与冷清,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强按着这颗孤独的心,强忍着阵阵袭来的悲痛,把这段岁月记录下来吧!这无疑是对死者的纪念,生者的慰藉和给历史以交代.
妻子患的是绝症——癌中之王的肝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医学上认为,癌瘤超过10CM就是巨型块,而她2008年2月18日发现时就已经是16×10CM了,几乎占满了整个右部肝叶.就是这样的绝症,妻子的精神意志始终没有崩溃,以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与医生的治疗相配合,与我的护理相配合,与疾病顽强地斗争,竟把专家只有6个月存活期的判决延长了一倍多,过了两个春节.走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痛苦,几天前为她买的40片盐酸吗啡片也只用了一片半,没打过杜冷丁.临走的那天下午,侄女东梅跪在她的身边,用棉球为她洗了眼睛、牙齿,梳理了头发,妻妹宋波用温毛巾为她擦拭了全身,又与几位亲人一起为她穿好了衣服,然后,我半躺在她身边,与爱妻合了最后几张影.3个多小时后,在众亲友的送别中她最后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干干净净地离开了人世,没有发生大多数癌症死者临终时的喷血和腹泻,“质本洁来还洁去”.享年还不到64周岁.
一个半小时后,儿子从北京匆匆赶来.
一、治疗
妻子的疾病治疗大体上经历了这样3个阶段:2008年2月至5月上旬,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做介入手术;5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北京市解放军302医院做“氩氦刀手术”;此间,还曾就诊过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从7月中旬以后,回家乡铁力休养治疗.
我们原本住在东北,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工作,之后是买房,结婚.为了照料紧张工作的儿子生活,我俩曾南北两地的暑归寒往,过了几年的“候鸟生活”.2007年6月,为了工作需要,我回了家乡;而妻子为了伺候即将分娩的儿媳,留在了广州.这年的12月15日,当我再次回到广州时,第一眼见到分别5个半月的妻子的地方是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病房.当我见到身穿白底蓝条病号服的她从卫生间蹒跚走来,心中一阵酸楚,心想,我若不是不甘心于退休后的寂寞,热衷于抗日斗争史的研究,回铁力继续工作,能把她孤身扔在人地俱生的南蛮之地,着急上火,害病住进这个地方吗?好在住了不多日子就出院了,过些日子复查一下也就好了.可我们哪里知道,妻子的青光眼只是个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疾病还潜伏在同一经络系统的肝脏,而且已经偷偷发展到了后期——那就是当前人类三大致命杀手之一的癌症.
回到家中,她又像健康人一样生活,料理家务,跟我一起哄半岁多的小孙女.仅仅一个多月,她就觉得右侧肋下疼痛,春节前愈发加重,常常夜间痛醒,以为是胆囊炎旧病复发.买菜的路上,顺便到路边的药店找坐堂医看了看,抓了点小药,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不得已,只好于春节后,陪她去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一个很有经验的女大夫见了B超检查报告后明确地告诉我:“你陪着来的那个人得的是肝癌.”我不相信妻子好好的身体会得上这种病,于是,又做化验和CT,结果都证实了那位女大夫的诊断.无奈,只好又重新收拾住院的行装用具,住进了这个医院的肿瘤科,进一步检查确诊为:“右肝巨型恶性肿瘤”,手术摘除、肝移植或其它治疗方案已不能考虑,只能采取一些姑息疗法.3月10日,妻子做了介入化疗手术,出院的17日,我和儿子去医生办公室.医生正在作“出院小结”.他冷冷地告诉我们,病人的瘤子发现太晚了,太大了,目前这个介入手术只能是“压一压”,无法根治,估计存活期只有半年左右.
听到这个亲人的死亡判决,不啻于晴天霹雳,眼泪夺眶而出.主治的全大夫安慰说:“这个病目前没法治.我母亲就是这个病死的,还没有大娘岁数大呢,我作为专门治这个病的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去吗?”
我心中充满了对妻子死亡的恐惧,惶惶终日,躲在广州家里15楼的阳台上,偷着打长途电话向远在北方的老同学吴琇、尹锡杰和从医的张彦、杨学珍等人通告妻子的病情,哭诉自己的幼年丧父,老年又将丧偶的悲惨命运.
出院后,妻子的身体十分虚弱,头发掉了许多,已经不能象往常那样拉着小车与我同去东浦市场买菜了.天渐渐热了,为了给小孙女换辆适合于夏季用的童车,我俩去了不太远的商店,一公里多的一段路,她竟然歇了8次.
5月7日,我又领着妻子去医院做CT复查.隔一日,约儿子同去看检查结果,大夫还是冷冷地重复两个月前的说法,并建议我们再做介入手术.我和儿子坐在病房后院草坪边上反复研究下一步治疗方案.此时,儿子的工作已经从广州调到北京,在那里租了个40多平方米的房子,姑可作食宿之所.于是,我们商议到北京寻求更好的治疗,然后再继续北上,回家乡铁力调养.我们的提议得到了妻子的同意,于是,在汶川大地震头一天的5月11日,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飞到北京,5月20日,住进了302医院——一个专治肝病的军队医院.在一次又一次磋商之后,同意了院方“氩氦刀手术”的治疗方案.23日中午,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刚离开病房时,我鼓励她:“不要害怕,跟在广州做介入手术一样,不疼,做完就好了.”她点点头.趁医生护士离开的工夫,我趁机溜进了那个无菌要求不甚严格的手术室,走到妻子病床前,又一次安慰;“淑芳,你别害怕,我在门口等你.”护士进来了,把我撵走.这个时间正值中午开饭,我两眼发直,双手颤抖,坐立不安,几次去饭厅打饭,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病友的女儿见我如此六神无主,主动为我打来了预先订好的饭菜.可没吃上几口,全倒掉了.
大约两小时后,手术完成,妻子从手术室推出,肚子上捆着许多纱布绷带,嘴上扣着氧气罩,监视脉搏、血压的仪器摆在床边,点滴的各种药袋悬在头上…….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些劳什子才六续撤掉,渐渐地能多吃些流食,挺着起身入厕,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
6天后,医生同意我们出院,开了近两万块钱的药物.回家后,我们根据医生再去看看中医的意见,又带着妻子去广安门医院看专家.专家又开了汤药和两种价格很贵的中成药.这些药物,除了口服的以外,还有每隔一天打一针的“胸腺五肽”.北京没有或我们没有找到能登门注射的人,只好到往返一公里多的海滨医院.开始坐出租,后来步行,早饭后出发,带上坐垫,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因为天不热,街道两旁树木成荫,妻子也没觉得太累.针打完后,她的病况有些好转,可以经常到街边花园和人大校园散步,在树下乘凉,到草坪上挖婆婆丁,还去过琳琅满目的附近超市买东西.
北京、广州,繁华都市,大医院林立、名专家云集,看病的条件绝非小地方可比;可那里人多车多,吵杂熙攘,空间狭小,空气污浊,人地两生,养病的条件却比不上小兴安岭西南山麓的家乡铁力.按照原来的计划,根据妻子的日渐好转的病情,商量商量,就于7月18日中午,由儿子护送乘车离京了,回到了她离别近20个月的故乡.随身携带的大纸箱子里装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各种药物,其中从同仁堂药店买的中草药就有30多付.
在广州时,看到妻子病重,行动日渐困难,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们还能回到铁力吗?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难道妻子还要把骨头扔在南方吗?这回如愿以偿了,也算是苦中之乐,错中之对吧.家乡的蓝天绿野,家乡的凉爽宁静,家乡的瓜果蔬菜,家乡亲戚朋友们的友情和关爱,所有这一切都为妻子疾病的疗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她心境和饮食起居条件的日渐改善,从北京带回的治疗和药物似乎发生了作用,妻子的病情渐渐好转,饭量有所增加,疼痛,发烧和胃胀的症状大为减轻,脸上渐渐地出现了红晕,心中也渐渐地有了阳光.心情好了,就经常到二三百米外的老一中操场上去散步——或者是我,或者是亲友陪着.操场上一大片短树绿草中央有个园形的大水池子,池子周围安了许多可以躺卧的长凳.妻子把随身带的垫子放在上边,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与常来这里散步的老相识聊天,天将晚了,我们踏着夕阳,手拉手地回家.
最远的散步记录是到一公里以外的体育场.6年前,我们曾在这个广场不远处租了个4层楼房,直到去广州的2006年底都还没有退.因为近,所以我俩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晨练、散步和打羽毛球.这次带病旧地重游,回忆起往昔那些健康快活的日子,不免有些触物伤情.我看出了妻子的心思,安慰地说:“照你这样康复下去的话,很快我们又可以到这里溜达打球了.”她很自信地表示同感,颇有兴致地和每一个相识的人说笑.一两个小时后,我张罗打车回家,她坚持要走着回去,说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我只好依从——其实那时候,我也真的相信妻子的身体会像朋友们祝愿的那样会出现奇迹.
然而,好景不长,9月17日,妻子“日渐康复的身体”陡转直下,这一天晚饭后,她的中部肝区突然剧痛,刀割的一样,手摸胸口疼痛处有一突起的硬块.几天以后,从来不咳嗽的妻子突然咳嗽不止,接下去又是双腿水肿,行动尤甚,手指一捺就是一个坑,袜子稍紧一点儿,脚脖子就会勒出一道沟来.10月以后,能够明显地看出肝腹水,肚子胀得一天比一天大,皮鼓一样,新买的好几条新内裤穿不进去,薄棉裤的裤勾原本不紧,可还需一放再放.持续不减的胃胀使她面对许多想吃的东西不敢去吃,我费事做的许多饭菜端上又撤下,撤下又端上,最后不得不倒掉.
带妻子去市医院进行CT检查,该科主任偷着对我说:你们虽然做了两次微创手术,但癌细胞并没有控制住.正在从肝的右侧向中部和左侧发展,胸口的硬块便是肿胀硬化的表现;由此压迫门静脉,出现水肿和腹胀;由此压迫上膈肌,胸部出现积水,导致咳嗽,等等.结论是:妻子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来日不多.最后,和其他经手的医生一样,向我提出了“你还治呀?”的疑问.这不是在明确地告诉我:妻子的疾病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吗?
10月初,我把CT片子和血检化验报告邮给北京的儿子,令其到302医院咨询给妻子做“氩氦刀手术”的杨主任.后据奔丧归来的儿子说:没做手术之前,杨主任就说过,由于病人的肿块过大,在施行手术时,为避免伤及相邻脏器,其边缘的一些癌细胞将无法全部消融,这些活着的癌细胞极有可能会继续滋生漫延,由右部向中部和左侧扩展而出现水肿、腹水和咳嗽等临床症状,最后使整个肝赃全部坏死.而当见到从铁力寄去的材料后,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儿子说:“你母亲的病很危险,要做好各种准备.”我想,北京、铁力两地医生之医术虽然迥异,但在说这种泄气话的时候,为什么会如此地一致,该不是妻子病入膏盲了吧?
为了治疗水肿,只好又去市医院看那些庸医,检查了好些项目,却开了一大堆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不是得的肝病吗,怎么开治心脏病的药呢?莫名其妙,我将信将疑地给妻子用了些,同时又给在齐齐哈尔医院当院长的张彦和在牡丹江209军医院从医的杨学珍同学频频打长途电话咨询.按照他们的意见,滴注了从哈尔滨买回的三支进口“人血白蛋白”,又十分谨慎地服用利尿药物,效果十分明显,三四天后,腿部水肿基本消失,腹水也下去了许多.水一下去,消瘦的身躯立即凸显出来,尤其是胸部以上:一年前还丰满的乳房已经变成两块干瘪皱褶的皮囊,紧贴在嶙峋的胸骨之上,胳臂也成了皮包骨.一度红润的脸庞渐渐地变得又瘦又黄,人脱相了.自天冷以后,她就再也没从二楼上下来过,时断时续的散步也只能在门前的平台上进行.看见外面下雪了,跟我说:我可愿意扫雪了,多想出去扫扫!可力不从心了.
自从这次犯病以后,我曾认真考虑过,也慎重地和亲友样商量过:能不能重返北京或到哈尔滨寻求治疗.可又一转念,一来妻子的肝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既或去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转机;二来看到她一天不如一天的身体状况,连去本市医院都成问题,还能经得起旅途的劳顿和饮食条件的恶化吗?其结果会不会加重病情,加速死亡?而她一旦死在外地,那麻烦事可就多了.思前想后,商量再三,只好选择既看本地大夫,又问计于外地医生的办法了,无可奈何.
在看“本地大夫”的时候,我依然变通地沿用去北京广安门医院看专家的老办法:由我先去医院找好大夫,挂好号,弄明白就诊时间,然后,再回来接妻子按时就诊;诊后,尽快把她送回安顿好,之后,我再返回医院找大夫问结果和开药.因为是家乡,亲友们多了,每去医院和离开的时候,总会有人陪伴,这一点比在北京时好多了.
“问计于外地医生”主要用两种方法:一是打电话和寄材料给北京的儿子,儿子再想方设法找302医院的杨主任,有了结果,再回电话说明;二是不厌其烦地给那两位从医的老同学打电话.之后,把这些远程医疗的意见和本地大夫的意见相结合,求最佳之方案.如法把药买来了,反复看说明书,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把药物按时按量地递到妻子的手上,端来每次必尝,不凉不热的温开水,还要向她说明服的是什么药以及为什么服这种药的缘由,看着她把药服下.铁力的医疗水平就这样,而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又欠缺得可怜,不如此战战惊惊,如履薄冰,又有什么法子?就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保证不出错吗?
继续按照北京的药方服药,病在好一天坏一天之中变化,年底时,腹水愈加厉害,两腿又重新肿胀起来,继续用上次利尿的办法,又加促进肠胃蠕动的药物,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前来探视的亲友看见妻子病情日渐恶化,都担心她能否捱过春节.年底我们又去市医院作了一次肝、肾功能检查,各项指标已大不如3个月前了.中旬,又去市医院做了次CT检查,那位主任说法比上次更加悲观.实际上,妻子的身体真不如从前了,经常疼痛,躺着的时间明显增加,而散步的次数却明显减少,且只能是在门前平台上进行,下楼到老一中或体育场走走已成奢望.春节过后,出现了好几个暖和天气,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我鼓励她到外面走走,她穿着儿子从北京买回来的新衣服,挽着我的胳臂,十分吃力地在门前平台上走两个来回,然后坐在椅子上休息,有时休息一会儿能再走一会儿,多数时候就不能再走了.
春节过后,根据北京302医院杨主任的意见,把用了许久的药物停了下来,每天只用止痛药、利尿剂和促进肠胃蠕动的药物,把服药的情况和排泄情况随时记录.这时,妻子胸口肿胀的硬块已经十分突出了,看上去有半个鸡蛋大小,由于它的压迫,食管变窄,吞咽胶囊和药丸已十分困难,我只好把胶囊拔开,药物倒出,盛在小勺里,用水冲服;同时鼓励她把那些小药丸咬开服用.
妻子最后服的是止痛药,连续两天,每天4片,比极限用量尚少2片,为的是止住左部肝区的剧烈疼痛.服后便出现肝昏迷,清醒的时间愈来愈少,愈来愈短,最长的时间是临走前三天,她穿着那件茄紫色绒衣,坐在床头上,闭着眼睛与儿子通电话.这个时候,我好像知道妻子离我而去的时间不远了,搬过小凳,坐在她面前,紧紧拉住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已无力睁开的双眼,心潮翻涌,百感交集,说出来又怕她听了伤心,多少话儿欲言又止.果不其然,3天后的20点35分,她就真的走了…….桌上剩药犹存,眼角泪痕尚渍.
按摩,不管是不是一种治疗方法,但至少也是减轻病痛的一种手段.此法开始于10月底,特别是出现腹水和肿胀以后.妻子的身体日渐消瘦,经常疼痛,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按着她的意愿,我跑到药店买了拨罐器,以为还能像从前那样使疼痛得到缓解.可是,她身体太瘦了,拔了好几次也没见什么效果,只好放弃.这时,我们想起了在北京302医院住院时,同病房的女儿为母亲按摩的情景,于是,我就试着为妻子按摩.由双脚及腿,及后背,及用双手推肚子,妻子说:“感觉挺好,这么搓搓可舒服了.”既然能用自己的按摩减轻妻子的病痛,心中十分高兴,表示说:“只要你觉得舒服就行,以后我忙完活,一有空儿就给你按摩.”
随着妻子腹水的增加和相伴而来疼痛的加重,按摩的时间也日益增加,求医、买药、做饭、打扫卫生以外的时间就是为妻子按摩,边按摩边说话,一次半小时左右,一天几次说不清,不光白天,夜里翻身也按摩按摩她被压皱的后背.
为了提高按摩质量,儿子的朋友秀国找来了同学的姐姐.我一面仔细地观察这位按摩师的手法,认真地听她的讲解,把要紧的地方记下来.按摩师走后,我就试着把自己原来的手法与按摩师的手法相结合,按摩技术有所提高.妻子说:“你揉搓的比那个按摩师还好呢.”听到妻子满意的夸赞,心中很舒服.
妻子走前一个来月,肿胀的双脚一天比一天凉,不像以往那样搓一搓就能热手.在搓了半天仍不见效果的时候,我就索性撩开自己内衣背心,把她冰凉冰凉的双脚贴在我的肚子上,贴上十几分钟就不那么凉了,掏出来用被子包好.每到这个时候,妻子总是过意不去,挣着要把脚拽出来,我一面使劲地按住,一面和她开着玩笑掩饰.因为吃了许多那种用壁虎和毒蛇活体制的“金龙胶囊”,她经常浑身发痒,常常叫我使劲地给她挠.我担心使劲挠会伤了她的肉皮,就用按摩活血代替,直到她弥留之际,她还在发痒,下意识地挠这挠那儿,我就跪在身边替她连挠带搓,好让黄泉路上的妻子走得舒服些.
二、护理
良好的护理,对于疾病的治愈无疑是重要的.而我和儿子之所以尽心竭力于此,与其说是基于这种医学科学的充分认识,不如说是出于对自身责任的觉悟和对亲人爱的本能——妻子是在以生死相托呀!我总是在想,既或不能从根本上治好妻子的病,也要让她能多活一天是一天,能少遭点儿罪就少遭点儿罪,让她人生的最后岁月多些快乐,少些痛苦;也让我们父子日后的回忆多些安慰,少些遗憾.为了这,我和儿子不仅在上述治疗和护理上尽心竭力,而且在精神抚慰和饮食起居的护理上也力争做得最好.
精神护理.医学证明,精神状态的好坏,事关能否调动患者自身的免疫力,增强治疗效果的大局,对于癌症患者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是延缓生存期,提高生命质量,甚至治愈;还是加重病情,加速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心理因素之优劣.许多癌症患者在不了解自已身患何症时尚能支持,而当他一旦知情,精神立刻崩溃,人也会很快死亡,此种病例不可胜计.所以说,这些人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基于这种认识,在进行各种护理时,我总是把精神护理放在第一位,贯穿于始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事做得还不错.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难得糊涂”的方法得当;二则是赖于妻子的意志坚强,乐观豁达.
妻子是聪明的,不是你想唬弄就能唬弄得了的.再说,她病了这么长时间,又住过两次大医院,动过两次手术,因此,想从根本上对她隐瞒病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必须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力争做到既不对她封锁消息,又不把病情的致命处原原本本地告诉她,巧妙地利用她对我信任,使用“善意欺骗”的方法,使之对病情的了解处于若明若暗的模糊之中,也就是所说的“难得糊涂”.
还是在广州医院做B超检查时,我拿着检查报告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追着要看.我认真考虑再三,还是把报告单给了她,见到上面的“怀疑肝G”时,她问:“这肝G是什么?”我故意隐去了“肝癌”这个可怕的字眼,诡称道:“肝部肿瘤”.接着说:“肝部肿瘤,可能是恶性的,也可能是良性的;恶性的也不一定能死人”.后来,又拍了CT、做了化验,入院做“介入手术”,她发现我和儿子常背着她在一边儿小声说话,就又几次追问我诊断结果.我一直敷衍搪塞说:“和B超检查的结果一样.人家这么大的医院,各种检查之间还会有大的差异吗?”一边敷衍,一边把病历材料藏起来,不让她看见.因为妻子一直十分相信我,我的谎言她也当成了真话,不再追问.直到来北京的头一个星期,我找人收拾广州家的煤气灶,正在厨房观看师傅如何修理的时候,妻子把病历翻了出来,几乎是真相大白,她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妻子是位十分坚强的人,结婚以来,很少见她流泪,所以见不得她哭,一面心疼地为她擦拭眼泪,一面爱抚地安慰说:“介入手术很有效.锡杰的电话不是说,他们厂里的一位工人得的还是肝癌呢,只做了3次介入手术就好了,现在都活******年了,你这次做了,不是好了许多吗?过些日子再复查复查,以后再做几次就能好.广州这儿有许多大医院,这个不行,咱们再去别的;广州不行,再去北京.我对你的治愈很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别哭!别哭!”
5月下旬,妻子住进了北京302医院,手术前,不知她从哪儿听说了自己的病情,晚饭后散步时,她又哭了,我只好继续安慰:“淑芳,你的病情确实挺重,这我不能瞒你.可杨主任说,有了上次介入手术的基础,再在这个医院做做“氩氢刀手术”,你至少还能活5年.现在的医学进步很快,5年后医学发达了,你这个病就好治了;以前得肺结核还死人呢,现在还算个事儿吗!再说,你得的又不是癌症,你看那些得癌症的人什么样?说着,我就指着同在病房花园散步的人说;“你看他们的脸色又黄又瘦,你和他们一样吗?所以,你不要瞎给自己添烦恼,自己吓唬自己.”说也奇怪,妻子虽然身患癌症,可她的脸色直到最后才变了样儿,以前一直很好,特别是红润的嘴唇直到走时,也还象抹了口红似的.
最成功的谎言是在北京302医院的病理分析以后,杨主任故意到病房来看望“报喜”,他站在妻子的病床边上说:“老嫂子,你的病理分析出来了:‘高——中等分化’,肿瘤的毒性不大,这种病说是癌症也行,说不是也可以.好好配合我们的治疗,好好护理,使病情往高等分化.我保证你至少还能活5年.”其实,完整的病理分析结论是“原发性肝细胞癌,高——中等分化”.而杨主任故意隐去头一个结论,在后一个结论上大做文章,显然是不负我和儿子的托付,故意编造出来的“专家诊断”——用心良苦.而我正是在不断地曲解和利用这个“专家诊断”之中,给妻子以鼓励和安慰的.
给妻子以鼓励和安慰的还有常来探视的亲友们.妻子性情温和,坦诚待人,深得亲友们的喜爱,自北京归来后她们几乎每天都来探视,不仅带来了礼物和金钱,更有那亲切的安慰和热情的鼓励,陪她唠嗑,陪她散步,陪她去医院,陪她打扑克,帮助做被子,包饺子…….
在妻子病重,我家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亲人的友爱就像那久旱的甘雨,滋润着我和妻子焦灼痛苦的心田,这患难中的情谊是那样的弥足珍贵,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
和我一样,妻子不会跳舞,也不会打麻将,但会打扑克,年轻时在火柴厂上班时就愿意玩,直到晚年,所以,扑克打得不错,当人来全了的时候,总是张罗着玩上两把.先安排她在椅子上坐好,为了防止下肢肿胀,还须把她的两脚用凳子和枕头垫高一点儿.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全神贯注,十分开心,忘记了疾病和疼痛.直到临走的前7天,在椅子上坐着费劲了,她就斜倚在床上和朋友们玩,甚至肝昏迷,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问她打不打扑克了,她还说:“打”.一把小小的扑克牌,亲友们带给她多少欢乐呀!倘在广州时,也能有人陪着她多打打扑克,唠唠嗑,使她多些开心欢乐,少些苦闷孤独,何以能得这个病啊!
为了帮助妻子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我和亲友们不仅在说话时多加注意,而且在行动上也从不搞“短期行为”,免得她从中敏感到自己来日不多.比如:我们刚从北京归来不到一周,就置办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燃气炉灶等家用电器.秋末冬初,红辣椒、豆角丝,茄干子晒了两大纸箱;鹅蛋、鸭蛋、蘑菇、芥菜等各式各样的咸菜腌了七八种;土豆、萝卜、大白菜买了个全,酸菜腌了一缸;天冷了,又买了一大一小两袋子面,两三袋子五常大米,50来斤豆油,还买了10多斤黄豆,在妻子的指导下洗净,泡胀、烀熟、捣碎,做成4小块酱块子,用白纸包好,放在书柜之上,说等咯好后,天热时下上.
要过年了,这是妻子病后的第2个春节.儿子来电话说,这个春节要回铁力和爸妈一起过.妻子有个很好的生活习俗:平日里尽管十分节俭,可过年过节时总要象模象样的,再忙再累也要把屋子收拾利索,衣服被褥拆洗干净,各种年货置办齐全,对联、年画、福字张贴齐整.她说:“这些东西整好了,我看着心里舒坦”.按照妻子这个习俗,我俩核计了个计划,由我抓紧采买,加上亲友们送的,年货很快就置办齐了;被子也拆洗干净,找朋友帮忙做上了.当这一切都办好以后,我就领着妻子到存放年货的地方,一面介绍,一面请她验看,边看边说:“儿子好几年没回铁力过年了,今年这个年咱们得好好过过”. “可不是吗”.“你看还缺点儿什么?”“再买点儿鞭炮、对联、年画吧”,我很快就把这些东西买来,摆在床上,妻子看后十分满意.年三十早晨,我冒着严寒,独自一人把这些喜庆的彩纸里里外外张贴好,年三十下午那顿饭前,儿子在门前放了鞭炮.正月外出散步时,妻子指着说:“□□,你看,咱家的对子比谁家的都好看.”
儿子是年三十那天下午两点多钟到家的,在家只住了4宿,初四,就因为工作繁忙匆匆离去.在临走前的谈话中,我们商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在铁力买套60平米左右的房子.
在进行或规划这些长期行为时,回头眷看妻子日渐抽减的饭量和每况愈下的身体,我常常无声地自问:预备这些东西她能吃着吗?将来买的房子她能住上吗?事态的发展果真恰如所料的起来,妻子走的当天晚上,贴上还不到一个月的对联、年画全撕了下来;办完丧事,招待完亲友,米面油、鸡鸭鱼肉还剩下许多,只好含着眼泪把这些经妻子验看,点头满意的许多东西一样一样地送给了亲友.我想:我三岁丧父,家产全无、寡妇妈拉扯着一帮饥寒交迫的孩子,那种“有人没东西吃”的悲凉我体会得太深了.现在,人要老了,日子好过了,正要享福的时候,可妻子又离我而去,怎么又要品尝这种“有东西没人吃”的悲哀呢?人生这种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给摊上了?
总之,所有这些精神上的抚慰终于没有白费,妻子的心情日渐好转,回到铁力后更是如此.广州、北京那两次以后,再也没见她哭过,也没见她唉声叹气,悲观失望的,精神一直保持良好,有时因病痛心烦发点儿脾气,过后还挺后悔;每天7点左右起床,洗漱,吃饭,按时服药,坚持散步,忍着疼痛去医院;吃自己以往从来不吃的泥鳅、田鸡和甲鱼,当咽不下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她就鼓励自己:吃,吃下去病就好了;她似乎在顽强地坚持着一个原则:能走了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躺着.亲友来了,总是很有礼貌地坐起来跟她们说话;身体允许的时候,还争着干点儿家务活.切豆角丝,给外甥媳妇腌蒜茄子.
我俩还经常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激励她与疾病顽强斗争.早在广州时,我俩就经常唠叨:“等在这儿看完病,咱们去北京和儿子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那儿再找个好医院继续治疗治疗.病好得差不多了,咱俩就回东北,呼吸呼吸家乡的空气,喝喝家乡的水,常和亲朋好友聚聚,打打扑克,喝点小酒,那有多好!心情好了,你的病就能好得快,那时,咱们再把小孙女从广州接来伺候到上学.等孩子大了,儿子也有了足够的钱,咱们再去北京郊区或者在铁力买个房子,安度晚年.吴琇不是说,人只有到退休的时候了,才能够真正地享受人生呢.以前,咱们净受苦挨累了,这回也该好好享受享受.咱们俩的退休金加到一起3000多,使劲花,有1/3就足够了,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能外出旅游溜达,到咱们没去过的地方走走,你不是想去海南岛吗?咱们就先去那儿走走.现在咱俩还都不老,还能走好多年.钱不够,咱不要,儿子也会给的.每说到这些,妻子就十分开心,眸子里闪着光芒,充满了对晚年幸福生活的神往.在实践中,她也和疾病顽强地斗争着,为这个美好未来的实现不倦地努力着.她常常说:就是疼时有些心烦,不疼时不想这想那的.她相信,等着春回大地,山上长出青草的时候,胸口的包就会下去,肚子就不会鼓了,病也就会好了.
一天早晨,已经腹水很严重的妻子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刚才我做了个梦,梦里春光明媚,绿草如茵,鲜花满地,我的病全好了,张着双臂,鸟一样地在草地上奔跑…….我说:“你这个梦很好,预示着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转.”
一直到死,妻子都没有对康复丧失信心,肝昏迷的第二天清醒时,她问我,我怎么老迷迷糊糊的呢?我回答说,是不是前两天止疼药吃多了,等过两天药劲过过就不迷糊了,她点头称是.恐怕一直到走,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不行了.可见,如果没有妻子的坚强意志和乐观豁达,如果没有这“善意欺骗”得来的“难得糊涂”,没有我和亲友们的爱和建筑于其上的精神抚慰,她那么重的肝癌是不可能存活一年多.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妻子留给我唯一的慰藉和她赠给亲友们的精神遗产.
饮食护理.广州、北京住院时,医生反复叮嘱要调理病人的饮食,增加营养;可也有人说,东西吃得愈好,癌细胞就长得愈快.看到妻子已经到了这般岁月,我倒愿意相信大夫的,能多吃上一样是一样,能多吃上一口是一口吧.
对于北方人说来,在广州调节饮食的空间尽管有限,但也并非没有可吃的东西,加上我去时带的粉条、干菜、木耳和蘑菇,有了这些东西,我就可以与那江西人分灶做饭菜.出院以后,妻子一反常态,喜欢上了吃骨头肉,我们就经常去买,用砂锅炖,也买甲鱼和乳鸽.资料上说甲鱼是消肿化瘀的首选药膳,就也按着儿子从网上找来的方法,同样用砂锅炖;为了买全炖甲鱼汤的配料,我俩还顶着雨到附近市场买过土茯苓和车前子.
待到了北京,我一面抓紧时间收拾儿子租的那个小屋,一面尽快地购全炊具和米面肉蛋菜蔬.北京的东西,东北人基本可以接受,于是,到小区门口的菜摊上买菜,到西苑市场买大宗的鱼肉.市场归来,把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儿子上学用的那个大黄背包里掏出来摆在地上,一面收拾,一面向妻子描绘市场的繁荣.她听后,心里痒痒的也想去,可听说还要乘坐公交车走四五站地,也就罢了.北京的甲鱼比广州便宜一半,而且在大街上就能买到,除在那里炖过几只,还带回东北3只.
当时,正值奥运会前夕,北京建设得十分漂亮,我俩议论着在她身体好些的时候,找点儿时间出去遛达遛达——结果一个地方都没去成.
回到铁力的时间是7月中旬,地产的东西六六续续地全下来了.离家不到一里的早市上,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鱼肉蛋奶,土特产品沿着“L”形街道摆出去七八百米.野生的小河鱼、擀面杖粗细的大泥鳅、本地笨鸡、碧绿中微带紫色的油豆角、地道的粘苞米、干抽巴不烂的茄子、一碗装不下的大豆腐、南方见不到的甜香瓜,等等.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看来十分土气,可在久别故乡的我俩眼里却是那么的亲切.多少钱并不在意,只要少污染多营养,妻子能吃就中.比方,那被誉为水中人参的大泥鳅,小兴安岭特产的大肚母田鸡,一斤就四五十块,妻子舍不得花钱,我说:贵也比药便宜,广州、北京你想吃还买不着呢.
刚一回来时,她每天早晨与我同去市场.她讲价我付钱,她买了我背着,累了,找个地方坐下歇歇.后来,她觉得吃力,早上愿意多睡会儿,我就一个人去,买回来给她看,说给她听.除了市场买的,亲友们还时常来送,东西太多了,冰箱里满满的,外面又摆了一大片,活着的鱼、泥鳅和田鸡则装进水盆里养着,随吃随取.客人们常问:“老□,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吃不了还得扔.”我回答说:“一为吃,二为看.南方买点儿菜太难了,出出这口恶气.”对此,妻子也有同感,对我这种近乎荒唐的作法并不阻拦.
外甥女的婆家养鸽子,我预交了400元钱,也是随吃随取.不知为什么,北方的鸽子们似乎比南方的硬,对于肝功能日渐羸弱的妻子来说,这种难消化的东西并不合适,虽先后买了十几只,上顿热、下顿热,热来热去,几乎全让我吃了.总以为天上飞的就一定好,入秋后又去买野鸡,结果,做好一尝,与鸽肉差不多一样的硬.刚一入冬,同下乡的一位朋友送来几只家兔,送烤鸭店加工,妻子说挺香,以为如法烧烤山鸡野兔会更好,没脸又买了一对山鸡,一只野兔,如此加工,一尝更硬,她一口没动,只用鲜艳的野鸡翎扎了个小掸子.
铁力的大柳根子鱼和小鲶鱼是极有特色的地方鱼种,且大多是野生的,10多块一斤买来,或煎或炸或炖,一顿吃不了,放之于冰箱,每餐热两条.我想:这些东西只要市场上有卖的,餐桌上就一定要摆上.
国庆节那天早晨,我问妻子想吃什么,她不无调侃地说:“我想吃东坡肉”.我操起背包,起身就走,找了半天没找到,只买回个小肘子,切成薄片,加上些佐料,蒸了一下,她果然吃了不少.从那天起,肘子肉几乎成了常菜,为了烀生肘子,我还特地买了个高压锅.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猪肉、排骨、鸡、驴肉、嘉荫的江鱼、皮冻、牛奶、蜂王浆、蛋糕、饺子、等等,从未断过.这些精细的东西吃了一段,也不时地换上点儿粗纤维的蔬菜和粗粮来调节调节.
我虽从小就做过饭,可全是些家常饭菜,这回是伺候重病的妻子,就总想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因此,我学会了做疙瘩汤,色香味俱佳,自以为与宾馆的相差无几.还学着做鸡蛋糕,加温水蒸8分钟出锅.有一次听人说,用开水蒸更好.试后,味道极差,妻子说和浆糊差不多.我立即放下了碗筷,转身下厨房依旧法重做,边做边安慰妻子说:“等等,马上就好,那个不要了.”10分钟后,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鸡蛋糕重新端到妻子面前,她满意地说:“这回嘛!”
每天早饭简单些,午饭和晚饭多做上几样,我的信条是哪怕妻子吃上一口,我就算没白做.有一次我好奇地数了数桌上的品种,加上炒咸菜、咸鸭蛋,肘子肉在内,一共8个,于是吹牛:“芳子,这顿饭8个菜,不信,你自己数数.8个菜,你可得多吃点儿呀!”每次开饭,我总是把那几样妻子能吃的,爱吃的菜半月形地摆在她面前,好让她夹着方便.可到了后期,这费了许多事做的菜饭摆了上来,妻子却从想吃而不能多吃到渐渐不能吃了,每见到这种情景,我心里就止不住的难受,却又不敢表露出来,只好和言相劝.是在劝妻子,也是在劝自己.
妻子爱吃水果,而且什么水果都喜欢,她常说,鸡鸭鱼肉,多长时间不吃不想,可水果不行,所以,家里一直水果常备.生病以来,苹果、雪梨、山楂、葡萄、香瓜……就从没有断过.入冬以来,又买冻梨、冻柿子、冻花红、冰糖葫芦.此外,还买瓜籽、松籽、大枣、榛子等坚果,每次吃完饭,收拾利索以后,我就坐到她跟前给她剥瓜籽,剥松籽,边剥边说赵本山小品的台词:养点儿小鸡,嗑点儿瓜籽,唠着闲嗑,喝着茶水,你看那有多得儿!“好好养病,等你好了,咱老俩口的晚年会比这还浪漫潇洒呢!”
写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妻子想吃没吃到嘴的北京烤鸭.这个东西我吃过好多次,以为是徒有其名.在京时,住地附近有家烤鸭店,因为没兴趣,所以在陪妻子散步时,数过其门而未入.春节时,儿子带回5只,4只送人,还有1只.妻子问:“本栋,那只鸭子你想不想给人了?不想的话,我想尝尝.”“既然你想吃,那皇帝二大爷我也不给了.明天,我就给你热热吃.”可第二天,不知怎地,就把这事给忘了,等两天后,想起来时,她就渐渐吃不下去东西,随后陷入了昏迷.这北京烤鸭她始终没能吃到嘴.等招待办丧事的亲友时,一尝这鸭子的味道远比以前的好多了.心里这个悔呀!儿子千里之外带回来的好东西,我为什么没有及时热给她吃呢?为什么还要等呢?
除了饮食,好的起居之所,对妻子的养病自然十分重要.在广州,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在那里,我们有个带电梯的大房子,100多平米,位在最高层,光照充足,通风良好,门外还有一个大平台,当时天还不太热.到了北京,条件是差了些,好在只住了两个多月.
回到铁力,在朋友丁广华的帮助下,我们租了个临街的二楼,两室一厅,面积80多平方,宽敞,明亮,门外也有个长长的平台.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十分暖和,冬季室温都在25度以上.所有这些都为妻子的起居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她常常满意地说,我一天要上十来次厕所,蹲下还起不来,若是平房或者楼里很冷,那可咋办.
为了这个温暖,重病的妻子也付出了艰辛.那是刚刚进入取暖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外甥修理被堵塞的暖气管道,由于准备不充分和操作失误,阀门失灵,散热片漏了水,压力巨大的水柱裹着热气,伴着的嘶鸣声从散热片的一端喷射而出,丝堵说什么也拧不上.刹时间,卧室的水就没过了脚面,蒸汽弥漫了全屋,床铺被打温了,墙面掉皮了.此时已天近黄昏,正在这危急时刻,妻子不顾疼痛,连滚带爬地找来了邻居,打通了供热公司的电话,控制了压力,拧上丝堵,制服了水流.这时,外甥媳妇及时赶到,把姨婆安排到邻居家“避难”.因为挂念,寒风中,我穿着浑身是水的衬衣衬裤一次又一次地跑到邻居家探视.一个多小时后,当这一切全部安排妥善,把妻子接回来时,见到她并没有因为这次紧张惊吓而加重病情,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事后,我一再为这次的笨拙大意而使妻子担惊受怕表示歉意时,她总是安慰说:“那你不是没经验吗?再说,要不是那次费事,把暖气收拾好了,这个冬天咱们能这么享福吗?值得.”妻子真好,每当我做错了事,她总是像溺爱孩子那样舍不得埋怨,重要大事顶多事后提醒提醒.
屋子再宽敞温暖,如果是埋埋汰汰,对于整洁近乎成癖的妻子说来也不会舒服.所以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北京,我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回到铁力,更是如此.无论是厨房,卫生间还是卧室、客厅,前后阳台,我都把它们收拾十分整洁.下雪了,又总是抢先把公用楼梯和门前平台打扫得干干净净,而屋地常常是擦上两遍.当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坐下来边喝茶水边欣赏劳动成果的时候,常常对妻子夸口说:“我擦出的地比那些二五眼老娘们儿家的饭碗菜盘都干净,你信不?”
刚回铁力,朋友王艳荣送来张床,又捧来一盆“夫妻花”,不几天,外甥媳妇又送来两盒,元旦之前,我还栽了一大木槽蒜苗,一周后,长有一尺来高.嫩绿的蒜苗映衬着成双成对儿开放的夫妻红花和花下浓密的绿叶,温暖的屋子里充满了生机,亲友们夸我勤快利索.而每到这时,我总是得意之中带着谦逊:“我的干净利索是跟老婆学的,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客人走后,妻子揭我的老底儿:你原来可真懒散,神树结婚那天,要不是我催你,连脚都不洗你就要进被窝.——哎,优秀的妻子可真是男人的好老师.可惜的是,她的许多优点我还没发现和学来,她就再也不能教我了.
说到房子,我常跟妻子说:“等咱们自己买了房子,就一定置办几件像样的家俱,布置一些书画篆刻、古玩雕塑,加上我这么多书,那就让人一进屋就能闻到扑鼻的书香之气”.她说:“我这辈子就幻想有这么个房子”,“那就好好治病吧,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不是说,妻子干净利索吗?真的,以穿衣为例,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名牌,但总是那样入时得体,且十分整洁.不光自己的衣服,家人的所有衣物,不等穿脏,她就催着脱下来及时洗净,凉干,板板整整地叠起来放好,就是在火柴厂上班,家里家外十分忙累的时候,她也几乎天天洗衣服.生病以来,仍然坚持不懈,直到肝昏迷之前,还坚持自己洗内衣裤衩.临走的前几天,在连走路直打晃,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仍坚持旧习,我只好耐心相劝:“我不是你老公吗?对我你还封建什么?洗洗裤衩有什么呢?你不是也给我洗吗?”这才抢着,偷着洗了几次.临走的头两天夜里,她一夜便了七八次血,紫黑色的血便玷污了她的内裤和双腿.扶上床后,先擦净身体,再回头洗内裤,贪黑用甩干机甩干,搭在暖气前的绳子上,好明天一早就能穿上这松紧合适的贴身衣服.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当我为她洗完最后那条裤衩,看到昏迷中不能说话的妻子,情知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悲声涟涟地说:“芳子呀!我还有机会为你洗裤衩了吗?这不是最后一条吧?”我把这件尚未彻底洗净血便的裤衩又搭在暖气上,直到咽气时,才摘了下来.整理遗物时,我在上面写道;“为爱妻洗的最后那条裤衩”,留下作永存的纪念.
自从生病以后,妻子大小便的次数明显增多,特别是服用利尿剂治疗水肿期间,每天竟达10余次,即使这样,哪怕是跌跌撞撞,只要能挺住,她就一定坚持自理,不用我帮忙,而我帮忙的时间大约是从10月上旬那次严重腹泻以后.可能是临睡前,我给妻子喝了半碗中药,时间不长,她就说肚子疼,要去卫生间,接下来的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一次比一次急,加之重病的身体动作又慢,几次竟屙到裤子上,我想了个法子,把洗拖布的小塑料桶放在床边,扶她在上面坐好.可地面太滑,水桶底儿也滑,我刚一松手找鞋这工夫,水桶滑倒了,昏昏沉沉的妻子随之跌倒,头撞到身后暖气管子上,碰出个大包.这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跟前,把她紧紧地搂到怀里,心疼万状地说:“芳子,疼吗?芳子,我没伺候好你呀!对不起,对不起.”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药店买了个坐便器,把小凳倒放在床边,把坐便器摆在上面,为防止打滑和下地冰脚,我就在小凳下面和前面放上几块坐垫.这回,肚子再疼痛报警,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扭身下床,不必再用那个小桶了.第三天,腹泻得到了控制.可从那天起,怕她夜间解手再出岔,每次我都坚持起来相陪,并跟她约好,到时候我一旦深睡不醒,就伸手打一下.可实际上跟在北京住院时一样,绝大部分时间是她醒我就醒.
北京302医院病床很窄,又没有陪护床.我想了个办法,把一些纸箱拆开铺在床下,上面加几床医院的被褥作为我这个陪护者的栖身之地.为了避免误事,我解下了鞋带拴在我俩手腕之上,虽然拴了好多次,但实际用上的只有那么两三回,多数时间是她醒我就醒.回到铁力还是这样,可谓是心心相连吧?
醒后,我先扶她起来,披好衣服,移到床沿上坐好;这工夫,我紧忙下地去打开卫生间的灯,放下坐便器的坐垫,再回头接她;坐好后,站在门外等候;完事了,再扶她上床休息.可每天晚上的这番忙活,妻子却“不领情”,经常“很生气”地推辞:“我自个儿能去,用不着你,睡你的觉去!”按着她的这个要求,我还真被撵回过几次.可躺在床上,心里却老是七上八下的,真还不如起来忙活忙活踏实,于是,又继续死皮赖脸地起来照看妻子起夜.有一次,她真的急了,见我又光着膀子站在卫生间门前,大声嚷道:“站在那儿干什么?那么咯痒人呢!”我见她真的动了气,连忙返身躲到她看不见的地方,等她便完后,过来把她扶回床上.其实,这一天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坏了,去卫生间的脚步有了些踉跄.我心里十分明白,她不是不需要我,更不是不懂我的苦心,只是心疼,怕耽误我睡觉.就这样,只从那次腹泻以后,我一直陪她起夜,直到再也无力起来时.最后一次陪护是妻子走的前一天(2月17日)的黄昏时分,当我扶着她跌跌撞撞地从卫生间回来,她闭着眼睛,用瘦弱无力的双臂支撑着身体吃力地往床里爬,可没等爬到地方,就一下子坐了回来,重重地摔到床下.我急忙扶住,双手用力地把她捧了起来,在床位上放好.由于腹水肿胀,妻子的身体很重,加之紧张,我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汗珠.一下子放急了,妻子的肝部受挫,发出了至今令我无法释怀的痛苦呻吟.为了便妻子不再遭罪,我求人买来了尿不湿卫生床垫铺到了她的身下,“芳子,这卫生间咱不去了,就在这床上屙尿吧!”可从那以后的一夜一天,她基本上没再屙尿,穿衣服时,只在内裤上发现些血便.大夫说,她的肝肾功能这时候已经全部衰竭了.
打那以后,妻子就再也没有起来.
三、这就是爱
妻子走后,为写本文,忍着心痛翻看一年多那时断时续的日记和相机里的照片.2008年4月6日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淑芳问:‘我病了,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受?’我说:‘芳子呀,那还用问吗?咱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呀,我们夫妇本是一个人呐!你幸福我就欢乐,你痛苦我就悲伤;你病了,不好受,我能好受吗?只可惜,我不能代替你,假如你得的不是肝病而是肾病,我可以把自己的肾给你一只;假如,你的肝脏补上一块能好,我愿意把自己的肝脏割下一块给你…….’”我当时的这些话决不是年轻人热恋中的海誓山盟,而是根植于两人34年的恩爱深情.
我和妻子有着近乎相同的命运,都是从小没了父亲,脑海里无存父亲的记忆,由守寡的母亲在苦难中拉扯养大.六七岁时,她曾寄身于夏金桂般的叔伯哥嫂家中,我寄身于粗暴的姐夫家中,都捡过粮,拾过柴,要过饭.她初中毕业后,被保送高中,却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而我在苦熬苦读中念完高中,又赶上政治运动和家庭出身地主,被野蛮地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到了结婚的年龄,她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年迈的老母,多次割爱和把婚期推到31岁;而我则身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身陷农村,好几个钟情的姑娘一听这晦气的成分,全退避了三舍,直到32岁才与这个同苦相连的人结发成婚.尽管我们未曾有过大多数年轻人那浪漫甜蜜的恋爱,未曾有过闪光的订婚戒指,洁白的婚纱和美丽的鲜花.可婚后,由于我们都有着相近的家庭出身所形成的勤劳、节俭的生活取向和质朴、谦和的性格,两人却情投意和,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尽管没有大富大贵,可也不紧紧巴巴;虽然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地忙忙碌碌,和许多家庭一样地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从来没有打过架,没有辱骂殴打过对方.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的我不那么执拗,多听一些妻子的真知灼见,断不会轻易地失去许多升迁致富的机会,由此而发生的争吵之过错全都咎在我身.及到退休以后,两人的感情变得愈加浓烈,就像那陈酿的美酒,彼此心中充满了炽热的爱恋,在相别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通话.病了以后,情知来日不多,更觉得寸阴寸金.有几次,我曾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说:“淑芳,自从你有病以后,我觉得咱们俩的感情是那么深.”每言至此,妻子都故作玩笑地说;“你的嘴怎么变得这么甜?”这个时候,往日熟视无睹的那些感性认识渐渐的理性了起来,觉得妻子具备着中国女人所有的一切美德——聪慧、娴雅、勤劳、节俭、温柔、和顺、宽容.当年,她带着青春,带着幸福来到我家,从此改变了我全家的命运.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甘苦共尝,同床共枕,恩爱缠绵,每念至此,感恩之心便油然而生于心底,虽九死不能报答妻子恩情之万一.这回退休了,觉得辛苦半生的我们总该好好享受这人生的幸福了,可恰恰在这苦尽甘来之际,她却突然得了这不治之症,把那晚年幸福的憧憬全化成南柯一梦,今生今世我最爱的人就将变成黑烟泡影.见她痛苦地躺在床上,一天天地数着那为数不多的日子,如何不望而生悲,思而心痛.一年多以来,我就是在这种焦躁不安之中度过的,心绪的烦乱不可名状.10月上旬,取暖期快到了,在补换窗户玻璃的同时,要一并装上运输时打碎的书橱玻璃,量了又量,还是把尺寸少记了10公分,不得不花钱去重割.不几天,文化局要我编制文物普查的经费预算,往日一蹴而就的几组数字却一错再错,心乱则数字乱,只好请人代劳.
这一年多以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变化就像那反映天气寒暑冷暖的温度计一样,随着妻子病情的变化而变化——她的病好一点儿,我的心情就好一点儿,紧锁的双眉就能舒展点儿,话也多了,饭量也增加了,反过来就心情沉重,双眉紧蹙…….这条情感变化的轨迹就是一条沿着时间的座标推移,随着妻子病情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从妻子生病开始,时高时低的一路下滑,最后跌进了冰冷黑暗的深渊.一年多以来,那远大于奔波操劳的焦虑升高了我的血压,花白了须发,消瘦了面颊.什么叫“为伊消得人憔悴”,陪伴妻子走完这人生最后岁月的历程为这句古诗做了入木三分的诠释.
广州的许多照片是妻子介入手术一周后的2008年3月23日拍的.头两天,儿子传来喜讯,职务升迁之事已成定局,即日就将离穗赴京.为了庆贺儿子荣升,也冲一冲那晦气,按照妻子的提议,全家到广州天河公园玩了一次,拍了一些照片,其中的两三张总是不忍再看.其中的一张是她手扶着湖畔上一棵歪向水面的大树,回头向我张望,眸子里充满着忧伤,一付走又不愿走的样子,这不分明在向我告别:“我要走了”吗?另一张是我俩在一棵大榕树下的合照,她没有看着镜头,却侧着身子深情地盯着我,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在翻着这些弥漫着生离死别气氛的遗照时,耳边不由得响起妻子不止一次的叮嘱:“□□啊,我要真有个好歹,扔下你,咋整?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生活呀?”“我走了,你再找一个吧!好好挑挑,找个能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的人,我也就放心了.”“你的倔脾气也好好改改,别啥事老依着你.”不光当面对我这么说,还把这续贤之事托付给好几个亲友.难道还要用什么更多的词句来描诉妻子对我海一样的深情吗?看着她遗照的眼神,想想那苦涩的话语,铁石之人也会知道:这不就是爱吗?她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人,我也是她世界上最爱的人.
自从妻子生病以后,我多年的晨练取消了,午睡也没有了,天天早晨5点多钟起床,晚上9点左右睡觉,充于其间的就是求医问药,买米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按摩挠痒、洗脚擦身、陪话陪玩.有时,活儿多赶到了一块儿,还真有点儿脚不沾地儿的味道.每当看到这,妻子就十分过意不去,老让我歇一会.多数时候,我就说个没事,你老公身体好着呢.觉得必要时,话也多少郑重一点儿:“有道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咱家现在是‘妻子有病,丈夫有责’.我是个男人,你的丈夫,负有保护你的神圣职责.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责任没能负好,我这个丈夫没能当好,为了工作把你一个人扔在了广州,苦闷、孤独、炎热、劳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好悔呀!现在,我还能做什么?为你治治病,伺候伺候你,那不是天经地义吗?连这一点我再做不到,做不好,那我还是个人吗?我这个人心粗、脾气也不好,有哪些事做得不好,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心里不痛快,就冲我发泄发泄,千万别在心里憋着.”
春节过后,局里找我去开会,布置文物普查之事,归来向妻子汇报会议精神,之后,明确表示:过去我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到头来,还不是丢了机会,病了老伴;现在,你这个样子,我只能把你放在第一位,你的病不好,我什么都不干,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开你.妻子听后,转脸看了看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肯定很认可.事实上,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这次回到妻子身边,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厮守着她;如果有离开,那就是求医问药,买米买菜之时.回到铁力,不得不出去的时候,也尽量安排亲友来陪伴.这一年中离开她的时间长一点的一次也就半天左右,加到一起,总共只有四五次吧.其中一次是去年12月24日,局里召开全系统新年联欢会,3次电话相邀,不去失礼,可去了却人在心不在,会没结束就请假提前回来了.
每次离家,总是事先做好准备,出去抓紧办,办完了急忙往家跑.人在外面,心里总像长了草似的惴惴不安,是怕家里出什么事,还是怕妻子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说不清楚.把这个心里活动告诉给妻子,她听后劝我:我一人在家啥事没有,你该干啥就干啥去,老长什么草呢?现在回想起来,终究是埋在心底的那种不离不弃的眷恋之情而使然,这不就是爱吗?
与这种不离不弃的眷恋相比,金钱就显得那么灰暗了.妻子生病确实花了些钱,到底多少,没去细算,估计在铁力买座大房子是足够了.对此,节俭一生的妻子常常感到不安,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败家呀,把咱们买房子的钱全花了,你心疼吗?”每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总是认真地解释和安慰:“芳子,这个家是你的,你有资格花这些钱.现在你病了,作为你的亲人,我和儿子能因为心疼钱而眼看着你的痛苦不去全力救治吗?别说不买房子,就是不买裤子,也要给你看病,你是我家最宝贵的财富哇!与你的健康和生命相比,房子算什么?只要你能健健康康地活着,即使咱们就再回到神树的茅草屋去住,我也都心甘情愿.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咱们把钱花了,那只是把买房子的日子往后推迟推迟而已.有人就有钱,有人就有幸福.往后你就安心好好养病,不要再想钱的事;钱的事由我和儿子去想.”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妻子住院买药,买吃、买穿的,花钱从不心疼,而对自己却严格要求,不敢“奢华”.国庆期间,对门的家具商店减价促销,一架书柜、一套桌椅,加到一起不过2000多块钱,跑去看了四五趟,跃跃欲试,可一想到妻子治病还要用钱,想想也就罢了.天凉了以后,我先后共买了6件衣裤,一双棉鞋,加到一起不到350元.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市场地摊上买的.
过年了,回来探亲的儿子拿回些钱,一并存入我的工资本上,然后拿回给妻子看:“芳子,你看,咱花了那么多钱,现在还剩下好几万呢.有这么能干的老公和儿子,你还担心什么看病没钱?”
因为害怕违背了意愿,惹妻子生气,我做了许多原本不愿做的事情,其中有一回是妻子病情有了变化,来人说,是不是冲着什么了,让老□在星星出全的时候送送.妻子表示赞同.这种类似“叫魂”之事我也见过,那还是母亲在世时为我叫过的.对这件事,我一不相信,二不会做.这回既然是妻子吩咐了,只好照办:泼水、烧纸、焚香,口中念念有词,等等.起没起作用,鬼才知道.
为了妻子的康复,我还乞求过神灵.有一回,读中央电视台九集文献专题片《东北抗日联军》一书.其后记中说:拍摄组去五常九十五顶子、哈尔滨、通化冰趟子大捷的旧战场和汤原山区拍摄外景时,多次“巧”遇需要的大雪,以为是抗联先烈在天之灵感动了上苍.于是我想,自已从事东北抗联之研究已10余年矣,心诚可鉴,成果可查,何不求求抗联在天之灵以佑护妻子康复? 于是买纸几扎,阴币数张,焚之于十字路口之雪地上,口中也念念有词,其词真诚恳切,发自肺腑,然而最终无效.是抗联本无在天之灵,还是在天之灵的能力有限,无力救我妻子于沉疴?不可知也.
总而言之,一年多以来,尽管我和儿子多么的不遗余力,不惜金钱,但奇迹终于没能出现,死亡之神还是一步一步地逼近和最后降临.当匆匆归来的儿子双膝跪在母亲灵前泣不成声的时候;当告别大厅花圈环立,哀乐低廻的时候;当送葬路上,哭声动地,泪水打湿衣襟的时候;当炉门紧闭,滚滚浓烟从火化烟囱里冒出的时候,我这才一次次地从梦幻和自我欺骗中惊醒:我的芳子真的走了,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幸福的向往和亲人的眷恋,流着两行清泪,永远地走了.她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年轻,人也不老,心更不老,韶华未尽,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怎不叫人扼腕惋惜?
我的芳子真的走了,她操劳了大半人生,退休不久,苦尽甘来,正要享受人生幸福的时候,她却因病而逝.就像那幸福的航船刚刚离港,就遇上了狂风巨浪,樯倾楫摧,船毁人亡,她紧闭的双眼再也看不见满天的朝霞和如血的残阳,看不见那绚丽多姿的山川大地和那奔腾不息的江河海洋
我的芳子真的走了,离我和儿子而去,留下了不尽的孤苦与凄凉,悲痛与忧伤,把我这只孤雁扔给了旷野的西风残阳.
我的芳子真的走了,走了…….他去了哪里?天那边,仙乐齐鸣,群仙舞霓裳.啊!一定是把善良的妻子接进了天堂,在那里,永无劳苦和忧伤.
当我强忍着阵阵悲痛,抚摸心灵那流血的创伤,写就此文的时候,本该搁笔,可我又扪心自省,一年多来,我为妻子所做的一切就都那么尽善尽美吗?没留下什么遗憾吗?不!除了前面说的,好像还有很多.
例如,离开北京前,为什么没到302医院好好查查再走?
去世的那天,为什么离镇医院那么近,而且大夫又很熟,为什么没把大夫找来守候?
还有一次,是妻子离开的前一天傍晚,按照医生的意见,要给妻子吸氧,天黑了,我与外甥踏着凹凸的冰雪,跑了好几个地方也没能找来加湿设备,只好给妻子吸干燥氧气.昏迷中的妻子因此而不适,几次翻身把鼻孔中的输气管弄掉,我一时心急,冲她发了脾气,声音很高.半夜时,她从昏迷中醒来,柔声地对我说:“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我也醒了,朦朦胧胧地答道:“生什么气”,就又都睡去了.本想天亮时再向她解释道歉,可她却再也说不了话了.
还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恳请妻子在天之灵宽恕吧!
——二OO九年三月八日动笔于铁力,后续写于肇源,四月十五日最后结稿于肇源民意乡后建国村侄儿家.五月二十一日修改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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