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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岭
——这个地名由北面的鸡嘴山而得
在中国的最北端，隐藏着一个茂林芳草的山间小村，她收藏着我童年的记忆。儿提时代的半数是在那里度过的。
父亲是新山区的第一批铁路建设者。在旧中国的黑暗中艰难地度过了少年，又小心谨慎地经受着历次“运动”的洗涤。由于出身贫农，根红苗正，没有理不清的历史，最终没有被收编成黑五类而游离其外，在偏离人性与道德的“文化大革命”中颤颤微微的生存着。那是一个荒谬的年代。人们从黑夜走到黎明，从陈旧走向崭新，激情过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识字不多，于是，对文字的渴望就到了及至。从逝去可翻阅的历史长卷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字的形成除了追忆过去，抒发情感、弘扬科技、促进社会发展之外，还有一种功效，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们把刚刚识得的几个字涂满大街小巷，言词粗俗、恶毒、卑劣、无情的攻击和谩骂。当文字超越自身的存在，再附上游戏时，人类的灾难就来了。字里行间中，彼此寻觅着自己的敌人，再翻出一堆不是问题的问题去展开、剖析，从平庸中找出“颠覆者”，弄出是非来。中国的王朝中有过几次，一大堆冤屈被写进了历史，没有被写进去的就成了冤魂。人们已经无法诠释和甄别人类社会的真、假、善、恶、美、丑。在本该有“爱”的社会里，做着无“情”的事，揪着发髻或摁下头。朋友间疏远，亲人间反目。有关好人和坏人的界定朝令夕改，体现着瞬间的醒悟和接踵而来的迷茫，莽莽撞撞地投入其中，又匆匆茫茫地为自己的政权争来斗去，疲惫不堪，一脸狐疑，愚弄了精神也毁坏了物质。直到有一天回过头来才发现，毁掉的甚多建设的甚少。
那是一个倒退的历史年代，人们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动他人，或被他人挪动。这种类似于古代“流放”的惩戒制度，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几年后，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汹汹，也不仅仅限于“宁古塔”和贫瘠边塞，所有国人落脚的地方都有被“贬”的人流。知识分子是文字的最早受益者，也是被文字折磨的最苦的一波人。自秦皇“坑儒”到“‘清风’识字”，历朝历代，文字里读出的“罪过”多之又多。没有哪一个文人能够从“激扬文字”的潇洒中彻底地走下去。无论什么时期，对知识拥有者的褒贬大都屈服于当权的统治者，拉拢一批或者杀戮一批都是最高统治层的需要，人们在惶恐中，羁绊他人，或被他人绊倒。其中，欢喜者有之，凄惨者有之，悉数猥亵于改朝换代的交替间，而在九州大地上飘来荡去的也正是这些人。当然，也少有骨气者，昂首挺胸，坚持真理，固守信念，明辨是非，坦然处之，那是文人中的少数；余者便左顾右盼、低生细语、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无时无刻不在斟酌每“一打儿”文字的排列，精确到夹缝间。最大可能地贴近时代的召唤，虚伪大于热情。 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是顶着高帽环城游街。高帽是由厚纸片翻卷而成的，形状酷似喇叭口，就是电影里佃户批斗恶霸地主时戴的那种，上面有字，很娟秀。孩子们不懂事，跟着起哄，一路追着，抛着杂物，跟出很远。终于看清了面如土色的原来是往日慈祥的长者，有的也认出了是自己的父亲，便停下脚步，跑回家，也不敢告诉母亲，独自伤心了好久。
父亲是旧中国走出的识字者，不幸的是学到的文字是汉字的偏旁部首-----日本字。那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办的学校，很多东北的娃娃被赶进去学习，目的是加速“东亚共荣”的进程。由于同日本有关，又栖身于目睹过日本鬼子血腥、残暴而仇恨未平的一代人中，父亲自然而言的被推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被他人挪动的后者。时间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原因大致是“右派”或者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总之，颠簸的森林小火车，载着略带记忆的我挤进了山坳，我也就由城里人变成了山里人，那年我六岁，大致是父亲走进学堂的年龄。
山村嵌于山间缝隙，四周群山环绕，身后是一条小溪，静静地流淌千百年。溪水源于山中清泉，泻于密林深处，依附青山南麓，延绵而西行。小溪有一个奇怪的名字——欧根河，名字的由来不清楚，地方史志记载的也含糊。或许是山外曾驻扎过清末的八旗兵和一个不入流的八旗王爷｛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二品的付统领｝。所以，大都倾向于满语。人类的足迹踏上这片土地的时间，大约是这一个时期。最初几户，大都是与官府对抗者，以渔猎为生。伪满时期来了日本开拓团，再后来是抗联战士。日本人在这里开山筑路，把掠夺的木材流送到山外，运回日本国。中国军民抵御外来侵略，于丛林山坳间摆下了战场，打了不少的恶仗。壮士们血染疆场，许多就长眠于青山绿水之间，苍松翠柏见证了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铮铮铁骨、热血忠魂。说到抗联志士不妨再罗嗦几句。我们必须承认，抗联的艰苦程度与长征相比，在伯仲之间。可能不是抗日主战场的缘故，未能形成对中原烽火那样的铺天盖地的记述。但就时间而言，当红军迂回于蜀道天险的时候，东北的抗日战场已经在惨烈中进行了好多年。其艰苦的程度也会让追忆者和史学家情系波澜，身心战栗。所以说，长征中的艰难困苦这里都有，还多出一个特定的恶劣环境，严冬。《东北抗日联军》一书中有过记载。这里曾经是“北满”时期的抗日战场，中共北满省委就设在这一地区，书中有关于山区抗联史实的叙述，只是研究的人少，传媒的也不够广阔，所以，当地人知之甚少，这是我们的缺憾。细细想来，我们连告慰先烈，缅怀壮士，重温历史中仅能做的这一点都没做好，是很对不起那些长眠在青山里的不朽英灵。幸运的是，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位企业的最高长官由于父辈是抗联而重视起来，于是，才有了一班人广泛、细致的踏查和寻访，一些惨烈的场面和隐藏于山峦叠翠中无法言传的故事浮出了水面，再后来建了一处供后人凭吊的展馆，缅怀那些沉睡于青山黑土，回不去家乡的先烈们。这里，我们不去评论也无权评断这位企业领导者的初衷，将殉难者的英名移出山峦告慰于后人，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仅此一点就功不可没。
同所有的边塞一样，山村禀承了一个先军后民的历史途径，移民的最初年代主要是自1932年日本开拓团进驻山区到1945年光复的十几年间，只有断断续续的十几户人家，也大多是猎户。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林场，尘封已久的野山密林才有了勃勃生机。人虽旧故，地朗天新.
林场的人家不足百户，乡音繁杂，以山东人居多。由于视听落后，与外界的接触又少，便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朴实，宅心仁厚。所以，敦厚、淳朴、和善 ，便完成了山里人所有的操守。孩子是翠绿世界中欢乐的主体，不明层次地散落在山村里仅有的砂石路上，每天都是欢欢乐乐的。按着那个时代的语言叫做：欣欣向荣，朝气蓬勃。他们不会受雇于社会的变故而改变自己的天性，正处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龄。砂石铺设的道路宽敞却极短，一眼便可穷尽，百十户人家就系在路的两侧。东边是林场厂部，一部很难接通的摇动式电话机和一个架在高空的高音喇叭，把山外的声音接近来，再传出去。这是山村里除生灵以外能够发出声响的东西；向西是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一条林荫小路，向北直达山顶，线儿似的，曲径幽长。一座木板桥横卧在村北的不远处，桥下是涓涓的流水，清澈见底，有鱼儿游动。山颠上，一架锁在云雾中的瞭望塔，高耸入云，时隐时现，是山区唯一高大巍峨的建筑。蒸腾起的浮云飘过山腰，漫过山岗，萦绕在山梁上，洁白包裹着苍翠，仿佛躲藏着多少童话里的故事，或者是夜空中的某一颗星星闪烁其中，很让人产生联想，那里是孩子们神往的地方。当然，也是父辈们最为担心之所在。山里树高林密，灌木重生，常有野兽出没，危机四伏。山林里的野兽个头大，也凶猛。一年中总有几次寻下山，毁坏庄稼，咬死家禽。所以，“猫黑”就成了山里人的习惯。夕阳西下，天光暗淡，便足不出户。那时候对于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还没有达到今天的高度，森林调查也就浮于形式。所以，上山也大都集中在秋冬两季------秋季收山、冬季采伐。山里人把上山称作“跑山”。“跑山”是很辛苦的，起的要早，好赶路。孩子睡得正香时，父辈们已然串行在沉寂的密林中了。月夜静谧，星辰正明，天还没有亮。因此，彻底到达山顶的孩子很少，身边也总少不了大人，也不是我们这般大的乳齿娃娃。
相对于到处都在折腾的中国版图，这里是天边隅谷，波澜不惊。没有太重要的“指示”大都相安无事。所以，父辈们的情绪反馈到孩子们的脸上也不会作太多的停留。山里的孩子单纯、憨厚，交往也简单，只要能玩耍在一起，便不问姓氏，不讲出处，更不需要纷繁复杂的规则。这大概是人类中最容易疏通，并取得好感和构成和谐的群体，也是我这个山外孩子能够融入其中的最原始的条件。其实，孩子间也是有品位高低之分的，这取决于家境。大凡能事者，夸夸其谈者，好出主意者，胡言乱语者，其父辈一定位居显赫，是属于就座于台上，居高临下之人。这是几千年的封建酋长制的延续，老子领导儿子的父辈；儿子领导父辈的孩子，历代如斯，不分地域，儿童的尊卑大出于此。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孩子间的好好坏坏，虽然也多少渗透一点父辈的恩怨，但大多是不带阶级性的，不需要相互诋毁，语言也不恶毒。在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阵营和政治对抗的年代里，孩子是最可爱的，他们以自己的欢乐冲淡了积压在父辈心中的苦闷。这或许是人类繁衍生息久远的一个原因吧？当然，这可能是悖论，不科学。
由于视听技术落后，山里的孩子很少待在家中，而户外活动也大多与山水有关。村后的小溪是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溪的两侧有高大的林木，树种繁杂，结着果儿，有的可食。秋高时节，攀爬树上，采集熟果。因为长时间与青山翠柏相伴，再加之不娇气、胆儿大，又能挤出很多的时间，所以，山里孩子练就了攀爬的高超本事。这一点我没学会，也丢了山里人的脸。山里的孩子一般是不大在河水里玩儿的。一则是河水凉，再则是折射的河底不明深浅，最主要的是河水夺去过孩子的生命，引起父辈们的警觉和告诫。所以，水中的游戏大都在不远处的几个自燃形成的黄泥塘。在山区，像这样天然形成的水泡很多，散落在林场的四周。大概是雨水冲刷的缘故，大都边缘水浅，底面平缓，却很混浊。这是男孩子们撒欢的地方。光溜溜从这边钻进去，那边冒出一个泥娃娃，嬉笑着、追逐着、打闹着，尽情地展示着人类固有的、纯真的、与自然相和谐的原始和天性。其实，人类的本性也大致如此，从远古山洞里走出的原本是一个单纯、团结、互助的群体，只是后天的教化才使自己变得复杂，才有了对抗、战争和血腥，进而，一部分成了英雄豪杰，被写进历史，供后人颂扬；一部分成了巨奸大恶，也被写进了历史，遭后人唾骂。无人问津的是与我一般随处可见的小人物，用文字表述称其为“大众”，他们静悄悄地生存着，平平淡淡，建树不多。虽无惊人之笔，到也真实、自然，实实在在。然而，体现人类原始本性的也恰恰是这些小人物，是他们在大善与大恶之间，触天际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敢说他们是能人，但也决不是坏人，他们撒落在每个角落里，就想强风中的劲草，创造了人类社会，又完善了人类社会；铺垫着历史的文明，又丰富着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嬉戏是快乐的，而一脸的泥垢也常常挨父母的责骂。不过，明天依旧如斯。爬树涉水，摸爬滚打，折腾来，折腾去。玩累了，随处找个地儿，脏兮兮的，或卧、或躺、或蹲、或坐，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瞪着眼睛胡吹，闭上眼睛瞎讲。故事大多是篡改父辈们有关山的话题，有的已经演绎得面目全非、满脸狐疑，说不明白也听不懂。由于山里的故事司空见惯，所以，山下的故事就尤为新奇，诸如汽车、高楼、电影等等。其实，汽车、高楼县城也是难得一见的。不过没关系，从省城搬来就是了。至于电影我是有发言权的，是可以自诩的。山里孩子电影看的少，一部《红灯记》就足以使他们严肃起来。当然，那个时代可观看的电影不多，就那么几部‘革命化’的影片，不厌其烦地来回播，拷贝中的内容也一如既往，从未崭新过，以至于，音乐天赋好的孩子亮着架，字正腔圆的能从头唱到尾。即便如此，对于山里的孩子也是一种奢望。就如同我对登山的渴望一样，一场电影胜过一个节日。说道电影看的少，举一个例子略见一斑。一直以来，山里的孩子只知道高举红灯的李铁梅英姿飒爽，但不知她的爹爹李玉和也是举红灯的，自己只是个传人。甚至，每天高唱着“学你爹心红胆亮。。。。。”，也不知道爹爹是谁。因为家里的日历牌上只有李铁梅的剧照。没办法，高音喇叭传出的只有选段，如此这般的年龄无论如何是屡不完整的。对于《红灯记》里也能走出的“沙奶奶”，也就不奇怪啦。“沙家浜”停靠在铁道线旁，“威虎山”上出现一个叛徒，叫王连举，“小兵张嘎”把高庄的鬼子炮楼点着了。不是玩笑的玩笑了。不过，抛开政治的特殊要求，作为艺术作品，虽然是投机于某一位有过“灯红酒绿”和“卖唱”经历的领导者的喜好，但就唱词本身，以华丽、干练、俊秀、流畅等来评断，是不为过的。从中很难挑出病句和语法错误的，唱词精辟，曲调悠扬，仍属中华文字的典范。只是扮演了“异花独秀”，“焚书坑儒”的角色，孤独、怪癖。这是文艺的不幸。这种文艺形式，在华夏大地上足足折腾了十几年。虽不是“样板戏”的错，但必定扼杀了多元文化的进程，其形成的闭塞与通达之间的距离，让一切与拓展视野、开发智力有关的事物，如同石山登顶，一番艰难过后才迂回到山脚下，再去寻路，时间已滞后了很远。
山村很小，可玩耍的地方不多，所有的“把戏”也大多如此，故事老套，游戏也不新鲜，玩腻了很难再寻不出别的来。对山里孩子而言，游戏的区域是设定的，局促于一个不成文的框框里，走出框框的，便是危险的、“出格”的行为。而但凡“出格”的游戏，也一定是父辈们明令禁止的。比如“跑山”、涉水、远处的沼泽等等。不过，那是一个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年代，一大堆孩子在眼前晃来晃去，父母们首尾难顾，保不准就有几个孩子玩儿出了“花样”，出了格——就是我们几个乳齿娃娃。
第一次涉险登山是移居山村的第二年，七岁，七月间，惊恐万状的，很狼狈，没成功，丢人哪！以至于三十年后，几个儿时的伙伴围聚餐桌，酒气熏天地大谈此旅，回首当年，再现稚嫩，叹息矣，壮志未酬啊！记忆里那是一个晴好的早晨，晨光从山顶的叶缝间渗出，轻风裹着凉意，吹醒了沉睡的山村。父辈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山里的孩子睡得早起得也早，又无事可做，便聚集几个同龄伙伴，重复起昨天的游戏。玩累了，依旧是脏兮兮，湿漉漉的。从泥塘到山脚下的密林，间隔着汩汩的清流，危险与平安系在溪水木桥的两端。跨过去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在孩子们的眼里，所有的英雄气概的最高境界，大抵是集中于山顶那座雾气缥缈中的了望铁塔。登上去的渴望印在包括我这个“准”山里娃娃在内的每一个孩子的脑海里。幻想中，齐天大圣似的立于云端，小视天下，心欣然，飘飘然。终于，在一个绰号“老喜子”的伙伴的指挥下，几个乳齿娃娃进发了。该少年的父亲是场长，或许是基因的缘故，智慧外露，喜欢拿主意，也热衷于领导一切，当然也是事后被父辈骂得最苦的一个。其实，始作俑者是我，过分责备于他，有点冤枉，这里赔罪了。搬迁到山里一年有余，逐步适应了山里的生活，对山中的渴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步一步加深。只是苦于自己的怯懦，又不能结伴儿。有关山里的故事，山里的孩子相对的多一点，就像我熟悉山外的事物一样。取悦于他们才是正确的选择。屈指算来，取悦孩子的套路不多，大致有三种：褒奖、贬低、诱饵。就区域而言，山里的娃娃淳朴、敦厚、刚直，言语粗略、容易激动；而城市的娃娃则多了些狡猾和诡秘，这是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差别。由于见识多了，故事也丰富，好施“阴谋”，乱耍手段；动辄就显示一点于从不同，这是城里人的喜好。其实是大千世界的一点，只是感觉好一点吧了，平常的很。当然了，山里的孩子还真经不住夸奖，简单的褒奖便形象高达、神色庄严，并伴以仗义与豪气，这是第一点，褒奖；第二点，贬低，是使不得的。山里孩子脾气大，贬几句就要生气，生气就要回家，回家就没有下面的故事。这里着重说一下第三点，诱饵。在我的家里有一个随行迁来的小木箱。内藏近百本连环画，俗称“小人书”。那是我从糖果等吃食中挤出来的。按当时的水准，兑换来的糖果，数量多得可以使人咋舌。在那个物资、文化匮乏的年代，它会让所有山里孩子手中的玩具黯然失色。在山里孩子的眼中，那是宝贝。所以来家走动的孩子大多源于这些一寸多高的小人。当然，我也会经常地拿出来显摆一番，按图索骥、照猫画虎、粗枝大叶地摆一摆龙门。看着他们严肃的样子；幸福于他们羡慕的表情，神气啊！毫无疑问，把它扮成诱饵，能起到比山大得多的诱惑。于是，我的“阴谋”，孩子间的约定形成了。登山在先，画书在后，一路欢歌，勇往直前。记忆中数了数，五个乳齿娃娃。。。。。
山里的节气来的晚，虽然已是盛夏，仍残存有春天的痕迹，苍松翠柏，青草泛黄，踩着芳草、淌着露水，跨过木桥，一路奔过去，时间已近正午。还是领导的儿子有见识，建议小伙伴们，进山就得学大人，需要“喊山”，手里也不能空着。于是，几个孩子四处找寻，寻得几根连狗都赶不跑的小木棍，驱赶着心悸，壮着胆儿，哆哆嗦嗦地钻进了浩瀚的原始森林。真是难为孩子们了。
密林中的光线有些暗淡，景色也不明朗，更不见爽快的绿色。阳光从树叶的空隙中泻下，地面上映出许多圆圆的亮点，繁如星辰。林荫小道由于树丛的障目，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曲径不见通幽。丛林间窜过的荫风不时的打在湿漉漉的腿上，顿觉冷意。簇拥在丛林之内；行进于苍翠之间的感受，山外是找不到的。从山脚仰首看到的只是山的巍峨，林海的广袤。而笼罩于绿色苍穹之下；穿行在松高林密之间，万物都变的渺小，无助。这里没有巨人，也无视你的存在。风声不再爽心，鸟鸣不再悦耳，余音混杂，不知出处，回响又大的吓人。如果说，独处于深山老林，上不见天日，下不辨通途，在惊恐万状中，还能抒发出情感，诗词歌赋者，诗海千年，古今几人，不多。余者都是杜撰成文的文人墨客，拼一些文字，调好韵律，读来爽口，品则无味。什么好奇、神秘、探究、遐想，被层层剥离，逃走的是伪装，留下来的只有恐惧。除此之外还能什么？
回过头再看一眼我们这几个娃娃，已然没有了最初的亢奋。手中的木棍不是举着而是托着，歌声越唱越低，都跑了调了。城市里如果将革命歌曲唱道这种程度，是要惹麻烦的。这是有先例的。其中的一个娃娃，喉咙里发出的根本不是歌，明显是嘟囔，哼哼唧唧的，说些什么，不知道。最后干脆不唱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几对儿小眼睛，忙不迭地四处搜寻。风不知从何处吹来，又吹向何处。越听响声越大，越看心里越慌，思想中的路比脚的还要崎岖。真是可怜哪！现在会想起来，如果不是突发事件，孩子们还会走的更远一些，麻烦也就大了。听父辈们讲，山里最危险之处，是密林中随处可见的是灌木丛。这种是树又不象树的植物，在夏季来临，尤其是盛夏，似一张张密不透风的网，包裹着斑斑驳驳的树干，也把凶险隐藏在里面。这就是秋冬两季“跑山”的原因，那是经过几代人的教训积攒来的经验。孩子们不听从父辈的告诫，等待的只有教训。
第一个停下脚步的是场长的儿子，一双瞪大的眼睛，恐惧的盯着不远处的灌木丛，一群山雀自林中飞起，呼啦啦的，久久盘旋。按着山里人的经验，树动惊飞鸟，林下猛兽行。果然，树丛在动，并发出很大的响声。一种从为有过的恐慌猛然袭来，以至于三十年后这恐慌阴霾于心底，挥之不去。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妈呀！快跑！”几个孩子掉头就跑。记忆中还真有一个东西在身后，黑色的，恍恍惚惚，是什么，不知道；去那里，不知道。以往的庄然、高达、仗义、豪气都变成了一种本能，没命的跑。记不起是那个国家的一则故事，一位母亲在几十米外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十二层阳台向她招手，突然坠落，情急之下，母亲急速奔跑，双手接住了孩子。后来，消防队员做了多次试验，均未成功。生理学家将其归纳为人在情急之下的一种潜能，能量之大超出极限。如今，这种潜能彻底的体现在几个娃娃的身上，惊猿脱兔，速度超长，耐力卓越，无穷的力量源于何处，不知道，只是一门心思，跑啊、跑啊、跑啊。真是天空鸟惊人，地面人怕兽啊，再附上一句，可怜孩子们了！
说道可怜，须从狼狈说起，说道狼狈再从娃娃们脚下的鞋说起。山里孩子的穿着大都来自于哥哥姐姐，不分款式，不明颜色。由于不是量体裁衣，所以，松松垮垮的，退了色，也不合体，更谈不上考究。按着山里人的说法：“只要不是光着、露着，穿什么都行”。尤其是脚下的那双“难堪”的布鞋——足下一对大鞋，裹着一双小脚，在地面上磨来蹭去，每天于地面上重复着两个动作：跨一半，蹭一半，以免甩掉鞋子。磨坏了，父母训斥，孩子委屈，做父母的操心，做孩子也难啊。就是这样几双不合脚的大鞋，从山坡向下一路奔跑，与脚相伴的还能有下几只，多半是留在山里了。有的干脆是满脸泥水，一双赤脚。记忆中两只鞋都在的就我一个，原因是从城里带来的，已穿了一年有余，脚长鞋不长。最大的脚趾头露在外面，难看却紧凑，没摔掉。这等狼狈、惨状，再粗心的父母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也让前来寻找的父母们心痛，多少减弱了痛打一顿的念头。但训斥是免不了。
土坯炕上端坐着父母，地下站立的是我，低着头，摆弄着手指，搓动着小脚，直眼盯着顶出的脚趾，余光不时瞥向父亲，怯生生的。父亲是真的生气了，面带怒气，脸上已没有往日的温和与慈祥。但父亲是不打孩子的。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过，也包括哥哥姐姐们，最大的惩罚，是大加训斥，就如同今日。山里人把这叫着“护犊子”，按母亲的讲法是祖宗留下的“根儿”。训斥的内容大致是山中如何的凶险，不要跑的太远，玩的太“出格”。接下来是母亲，泪眼模糊的，骂我不体谅父母，记吃不记打，也影射着父亲管教不严，顺便还捎带着哥哥，目的是敲山震虎。惹得哥哥瞪我的眼神比父母还多。由于做了错事，心里害怕，也记不清说的是啥，只有这一句，“记吃不记打”记得真切，只是不解真意，长大了才明白，原来说的是猪，心里一咂摸，还真是。
那几个娃娃可能就没我幸运了。山里人脾气暴躁，性子急，来得快，平时也能听到孩子的哭叫。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打才怪呢。心痛归心痛，体罚归体罚。只是我不知道，孩子们也不说。其实，孩子心里是盛不下事儿的，时日不多，玩的兴起，口无遮拦，自己就说了。不愧是场长的儿子，说什么都尽现英雄：“真疼，我都没哭”。
“小人书”摊了满炕，父亲说：“看吧，不走远，翻烂了也行”。得到长辈的允诺，家里便挤满了孩子，我仍然扮演着“文人”，大摆龙门阵。
我读书的年龄小，山里的孩子平均要长我两岁多，是搬到山沟那一年，六岁，还是个娃娃。山里没有幼稚园，父母要劳动，有时走出很远，随行不妥，放在家里又不放心，便跟着长我三岁得哥哥一起读书，哥哥二年级，我上一年级。
学校办在场部的对过，五个班级，五个学年。那个时代的教育混乱，学校不组织学习。老师的目的是圈住孩子，别外出。印象里没上过几节像样的课，满校园也都是些该读书而不读书的读书人，推来揔去，乱哄哄的。由于校园的地域有限，玩儿的陈旧，没课上，又无事可做，便捉弄起老师来。学校的南面是一片开阔地，分割着山里人家的农田，铺展到很远。山里的无霜期短，积温低，地里的庄稼也无非是些寻常人家餐桌上常见的吃食，诸如，豆角、茄子、倭瓜等等。也许是来得时间短的缘故，老师的自留地被排的很远，位临一个不大的池塘边。去池塘玩耍都要经过这片菜地。地里种的是倭瓜，除此再没有别的了。盛夏时节，庄稼长得正旺，有的已经食用，有的仍在生长，倭瓜属于后者。
暑假了，几个漫天游荡的小学生，蜗居在池边，仰望青山，平视芳草，聆听少许的蛙鸣。十分无聊，又无事可作，便盯上了半带成熟的嫩绿倭瓜。山里孩子的顽皮与撒泼，是山外的娃娃想不到，也做不来的。这是因地域不同而设定的。城市里孩子的“搞笑”活动，大都局促于校内，或室内一角，要受限于很多的顾虑，所以是小把戏，作弄人也在文静中进行，动静不会很大。况且不会，也不可能偏离校园很远，更不能放逐到城郭的菜地里，那里的人头比秧苗还多。而山里的孩子则要单纯、憨态、粗犷的多，放纵的多了。他们会赤条条的站在池塘边，羞跑野地里采集野花儿的女娃；会钻进校舍的二层棚内，对准老师占位的讲台撒一泡尿，再飞快地跑回教室，等待着液体，一滴滴地落在老师的头和肩上；会在老师走熟的小道上偷偷地挖一个铺好盖儿的小坑，再装着没事儿人似的，窥探老师的脚，就如同鬼子进村一样，盼着何时陷进去，然后抿嘴傻笑；还会弄来一只丑陋的蟾蜍，吓哭友善的女同桌，再殃及年轻的女教师……。这就是活泼得没边儿没沿儿的，界定在可恨与可爱之间的山里孩子，也是我跟随着第一次淘气并做了坏事的山里娃娃。那是一件羞于提起，而说得最多，想起又脸红，甚至是几乎毁掉老师前程的坏事。坏事就发生在山脚下、池水边，老师的倭瓜地里。不知道外埠的娃娃是如何作弄人的，是否也有过这样别出心裁的主意，能在心里偷偷的“笑”上几十年。记不起是谁的提议，从一个内急的孩子开始，用文具刀将倭瓜割掉一个三角块儿，掏空瓜瓤，便一泡屎，重新盖好，再放声狂笑，一路欢歌，一路雀跃的回家啦。几个顽皮的孩子，几只故事里的倭瓜。孩子中有我和已是班长的场长的儿子，其他记不得了。
教我们的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年轻人，眼镜后面藏着说不完的知识。据说毕业于上海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应该属于上文中“文弱书生”的范畴。是作为“问题青年”下放到山区进行劳动改造的，目的是贴近民众，脱胎换骨。与其把一个博古论今、两腿书柜的文人放到山里去劳动，添加委屈，到不如“受业解惑”，教教山里的娃娃。读书人吗，除了背着书袋子讨生活，别的做不来，场长是这样想的。平心而论，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应该不属于积怨很深的年龄，如何被抛到山沟里来？谁也讲不清。不过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在那个偏离轨道的年代，怪诞的事情很多。来山里之前，我家的住所是靠近局机关的一个居民区，俗称：“大家族”。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新奇百怪。一个常来家走动的叔叔，有几天不见了。一定是祸从口出，犯错误了。正是。有一段时期，从南疆到塞北，家家户户都在忙不迭造防空洞，备战备荒。警报一响，悉数进洞；警报再响，演习结束。可能是叔叔略通人文地理，或者是在地图上始终没有找到脚下这块土地，又丈量了世界地图，最后得出了结论：“连中国人自己都找不到的地儿，苏修、美帝国主义炸啥呀！”。完了，这句话在当时，错误大了去了。小到无视家乡、百姓，大到藐视社会、国人，最后发展到国家和政权。没办法，学习改造，小会自责，大会检讨，低头认罪，全当自己“放屁”。我们举家“流放”到深山里时候，叔叔仍在忏悔中，认认真真地从头到脚的洗刷自己。后来又听说犯了大错了，好像是在“三庆三祝”的时候，错把领导人的像片挂在猪圈的围栏上，给数罪并罚了。
年轻的老师犯了什么错，不必细说，那时的罪名多，信手拈来，就足以让你反省时日。老师是一个人，爱清洁，裤线笔直，洗漱频繁，习惯将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一句“帮帮忙，不要太好了”，一再提醒自己是上海人。山里人看不惯，以为麻烦，又不便明说。倒是山里的大姑娘们不时瞥上一眼，羞答答的。山里人实在，心肠好，多半是自然灾害那几年闯东北来的，有过离乡背井的经历，体会到艰辛，又想起故乡年迈的老母亲，也可怜起了人单影孤的外乡人。于是，在山边儿挤出一块地，耙好了，送给他，就是池塘边的那块。老师学问大，知道的事情也多。言谈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城市，很大，也繁华，车水马龙的，不是我说的那种。同时也惊讶于不下雪的南疆，又弄懂了不是山而比山高的高原以及波澜壮阔、烟波浩淼的大海。因为是大城市来的小青年，格外受到场长的体恤，在厂部里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寝室。这可能是得了叔叔称谓的缘故，又想起自家的娃，青年人吗，总归是个孩子。房间整洁，用具简单，像一个常驻店客，不同的是有很多的书籍，悉数用红皮包裹着。山里人说：“这孩子聪明”，只有半句，很难理解。后来明白了。红色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颜色，铺天盖地的红皮宝书人手一份。想打“书”的注意，得过红色这一关，毁坏了，是要冒政治危险的。人们在“运动”中洗刷的次数多了，不想惊吓他人，也不想被他人吓着，就变得格外谨慎，小心翼翼，也不想去惹麻烦，书才能安安静静地躺在角落里。虽然学校的活动偏离了教育轨道，孩子们还是断断续续地学会了很多字。林场除了大字报和传达“最高指示”的宣传栏，有字的东西不多，惹得孩子们四处寻字，注拼音。纠正父辈们从根儿里固有的家乡话，也包括老师难懂得江南“怪调”，使大人们难堪。翻遍了所有的山里人家，孩子们发现，还是上海人那里字最多，也就时常摸进去，弄得凌乱。那里成了孩子们常往的去处。
老师是长我们十几岁的大男孩，在从少年到青年的变化中，进化的不彻底，比我们更像孩子，上树，下水，玩得疯狂。在老师的眼里能称得上“好孩子”的不多，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红花少年”。那时，对孩子最高规格的褒奖是红小兵。我是不受父辈阴霾影响的极少数中的一个，胆小、老实、听话、人也不笨，具备一个“好孩子”该有的元素。到厂部走动的也多数是几个孩子。究其原因是炫耀衣袖上印有红小兵字迹的红色袖标。为了引人注意，变着法的往人群多的地方钻。老师的书多，能读懂的少，讲解了也不明白。最多是捡出几个书本里读过的，认识或者仿佛认识的，根本不认识还需要认识的字，指指点点、唧唧喳喳、欣喜若狂。知识的汲取大抵也是这样一个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更新的过程。淌过去的，大有作为；中途停下的，凡夫俗子。这个过程持续了三年，受用了三年，也幸福了三年，直到随父亲回到城里。
偶然知道“红松的故乡”一词是在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几个孩子光顾老师瓜地的那一年。几年的读书过程，除了与我们年龄不搭界的工具书，涉猎的范围都是广泛的人文方面的书籍。因为老师的学问大，潜移默化中我还真学到一些知识。在那个文化衰败的年代，还能受益于来自校园以外的读书，是我们的幸运。我的读书习惯也源于那个时期。虽然书读的繁杂，但有关山与树的记述很少，偶尔读到了就会格外的细心。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读到了“红松的故乡”。红松对于山里的孩子是再熟悉不过了，随处都可以见到，满山遍野的；故乡是家的意思，家在哪呢？是固有，还是移民？于是忙不迭的去问老师。老师的解答让孩子们顿时严肃起来，原来自己每天玩耍的黑土地竟然如此知名，又竟然默默躲在书里很多年。在孩子们的心里，但凡写进书里的就一定是名胜，就如同书本中的“黄鹤楼”、“岳阳楼”。拜读的多了，就传得广泛，眼前的上海人就是范例。再以范例为切入点，拓展开来，当然也会想到北京，再从北京想到毛主席，一直到全国人民，最后回到了脚下这块黑土地和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幸福感、自豪感、光荣感、喜悦感撩拨着孩子们的心绪，又陡然浮上面颊。
自从将挺拔的红松放到故乡去关注，红松就成了孩子们一段时间的话题。除了飞快的跑回家去夸大新的发现，又寻遍了村头村尾的每一棵大树。老师识别树种的能力和我一样都是学生，尤其对针叶林的鉴别更是一团雾水，便诚恳地跟在孩子们身后，听着扮演老师的学生们认真拌有糊涂的讲解。山里孩子是不会学着大人去查年轮的，对树的理解也离不开游戏。玩耍中几个人手牵着手包裹每一棵树，以人数多寡为限，人多为大，称为王，山里孩子的叫法是“把头子”，就是粗的意思。翻遍村里又去村外，老师知道自己的责任，不会由着他们乱闯，最远是引到自己的倭瓜地。上海人对农田的认识比树木更糟，完全不理解有关“头遍草，二遍苗”之类的掌故，多半是山里人怜悯他又联想到庄稼给代劳了。所以，若不是孩子们寻树，再来这里的时间就可能是“收秋”了。也就是这一次寻找，扯出了一个荒唐的笑话，愚弄了所有的山里的粗人及少许的山外能人。
秋高云淡，梗败叶黄，几个硕大的倭瓜懒洋洋的躺在农田地里，明晃晃的，大的惊人。超出了对倭瓜最原始的定义。倭瓜吗，本该是相邻地里的东西，自从跟随人类踏上这块土地，就是这样几十年不变的个头，如何有这般地大小？孩子们惊讶，随即散去，跑回自家的田里，认真排查，没发现，又跑了回来；老师更是一脑袋糨糊，掰开了、揉碎了，屈指一算，可数的几次，也没有给予更多的眷顾，思来想去，想得头疼，又梳理不出原因，就只能领着娃娃们围着几个大“南瓜”不停的转圈，嘴里嘟囔着“帮帮忙，不要太大哟”。上海人不知道倭瓜，认定是山里人的口误，固执地以为是“南瓜”，便一直叫下去。
孩子是故事传播的良性导体，铺设在每一个角落。他们瞪着眼睛，夸大情节，一脸的认真。父辈们疑惑，纷至沓来，围着大头倭瓜一批批的转圈，摊开一大堆理由，尽可能的显现端倪。譬如，种子的差别，土地的墒情等等，活生生的把这块松软的土地，踏出了一个硬生生的圆圈。又把所有的困惑圈在了里面，点头的、摇头的、新奇的、惊叹的、神色异常，表情茫然。场长来了，背着手 ，身后引来一队外乡人，也背着手。再后来是尽数的山里人，尾随其后，围着倭瓜重新转圈。外乡人是场长为了政绩的需要请来的能人，主要是量一量瓜的径长，做一下笔录。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扎上围栏，可观而远之，要加强保护。其中有一点是一定要提的，就是要通过山外人的演绎，引起高层领导们的重视。外乡人表现的很有学问，神情也诡秘，尤其说出的话里新名词居多，这让山里人羡慕不已，在山里人的眼里，学问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自己知道多少，但凡山里人都明白的一般是不能称为学问的，只有把自己弄晕了才叫真学问，所以自己要虚心，虔诚，于是，接下来的要做的便是簇拥着，一脸憨厚，不管是否听得懂，只是忙不迭的点头，尤其是场长，更是心诚。当然外乡人也很努力的显示着自己的健谈，最后，言词华丽的赞美了惶恐中的上海人，并诚恳地期待着瓜果成熟，再做深层次的探究。外乡人里带眼镜的居多，举止与众不同，很像做学问者。后来听说其中还混进一位“破四旧”时漏网的风水先生，拄着拐棍儿，留着边儿，偷偷地听山看水、“阴阳五行”了好一阵儿，终因地处西南，不见神灵，又不属“阳光大道”而作罢。田里留下几圈圆圆的小坑，想必那是拐棍儿的作用点。
夕阳的余晖泻在山村的时候，场长备下酒宴，喝醉了一桌人中的半数。
那几日，场长的心里，一半欢喜，一半追悔。喜的是领导全场职工，种出了特大号的倭瓜，委实光荣，脸上有光。虽说原因尚在寻查，但必定有东西在那儿。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再繁琐的过程也抵不上一个简易的成果来得实际。人们用艰苦历程表述的人或事，多少还是能读出一些辛劳和怜悯来。而成功只是瞬间的事，所以成果是轻描淡写，过程要落笔千言。一旦对成果进行浓墨重彩，就有邀功请赏之嫌了，这种认识无论在那一个时期都讲的通。至于追悔，就是几个倭瓜来的不是时候，未赶上“胆量决定产量”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满世界的浮夸、造假，其目的是大干几十年，完成未来几百年的业绩。场长是熟知那个时代的，连铁疙瘩都能拧出水来，还有什么是真的，远没有眼前的大倭瓜来得真切，更能显出成绩。其承载的功效保不准能顶上几列原木车皮，能先进到自己无法想到的程度。这不是吹出来的，是真的，就明晃晃的摆在那儿。与场长相比，可怜的是上海人，一脸的愁容。领导频频召见，似乎一定要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轧出经验来。弄得上海人哭笑不得。有一段时期，老师最怕见人的是场长，天天躲不掉的人也是场长，尤其是堆在脸上的笑容，看着心里发虚。想必是外乡人指点了什么，场长认定了上海人在倭瓜上做过手脚。青年人否认，场长认为谦虚。在场长看来，世界上绝对不会存在因为成绩，而没脸见人的道理，那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如果不是文人的酸气，剩下的就只有谦虚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于是，一贯不喜欢酸文假醋的场长叔叔，陡然间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便铆足了劲儿夸奖起读书人的品性和操守，就像一片浮云，只要水汽足，飘到哪儿，都能下雨；又像一块金子，就是埋错了地儿，也会发光，这就是学问，不可小视。接下来便是以身作则，首先自己要加强学习，然后，再把读书的重要性搬到了大小会议中。台上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台下接上一句“用到地里倭瓜熟”。台上震怒，台下嬉笑。
深秋的脚步缓缓地爬上了山岗，飘来了阵阵凉意，睡了茂林芳草；深邃的秋风轻轻地漫过了枝头，裹卷了浓重笔墨，醉了满山红叶。时间在慢慢的流动，不经意间，已是天高云淡，金秋十月了。萎缩的林叶从山顶一路下来，连成了一片枯木荒草。除了那几个大倭瓜，农田里早已苗尽秧绝，唯有它们不合时令的，躲在栅栏里，静静地拳缩着，孤立无援，等待场长的最终裁定。栅栏是用柳条围成的，不大，仅仅耗去了壮汉半天的工日。当柳枝重新吐出嫩芽的时候，山里人的好奇心已在时间沏泡中，冲淡许多，只是“赶山”时，途径围栏偶尔瞥上一眼，再说上一言半句：“啊，倭瓜还在呀。”，才想起了除了秋季“收山”时不我待，这里还有一个秘密。于是，便停下脚步少许，看看“倭瓜”又长了没有，再于心里嘀咕一会儿，前倾的身子向山上爬。一般的情况是见到成熟的山“产品”时，倭瓜的事也大抵忘记了。至于回来的路上已经是腰酸腿疼，满脑子除了二俩山泉的佳酿“小烧”和温暖的热炕头以外，就是盘算着如何表现自己很辛苦，让媳妇心疼，再哄着“婆娘”们掂兑几个像点样的“荤菜”解解馋。就这样一路下山一路想，顿觉重荷路远，“饥肠辘辘”，心里“暗骂”脚下的路曲折悠长，没有尽头。一直骂到想什么都没心情，才看到山村暮霭下的炊烟，重又想起“酒菜”来。
倒是有几个人始终挂在心上，掰着手指数来，一个是热情不减，似乎一定要找出端倪的场长，另一个是被弄晕了也不知出处的上海人，还有我们这些山里的，无聊透顶的半大孩子。
已经有几日不见场长了，说是去山下了。据业内人士讲，多半是大倭瓜的事。后来又听说，外乡人是看出一点特别之处的，之所以当时没有拿出结论来，最重要的一条是顾忌林场的上海人。因为很难想到在闭塞的山区里，竟然躲闪着一个文化人，又是出自于神往已久的上海知名大学。所以，对于上海人的敬畏也大致出自对上海大学的敬畏，这是知识拥有者的结症。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于文化贫瘠的山民而言，书读的少也是麻烦，说对了不奇怪，因为你是知识分子；说错了才奇怪，也因为你是知识分子，这是会让山里人耻笑的。山里人粗鲁，直率，说话直截了当，损起人来又口无遮拦，很让人难堪，所以要语言谨慎，行事也格外小心。其实对付山里人的方法也简单，一般是尽量说的像天书，如果看到他们瞪大眼睛不停的点头，基本上就是没听懂，你便可以放大胆子去说，即便是造它几个新名词也没关系。待到山里人被侃的晕头转向，对于“知识渊博”的认知，也就有了。可是眼前的“大倭瓜”到底有什么特别？山里人在想，上海人也糊涂。
终于有了结论，是两种：一种是倭瓜以外的另类，一种是倭瓜同类中的新品种。选来筛去，倾向于后者。科学的结论是发现了三角形状的印记，这是寻遍很大方圆才甄别出的，绝无仅有的特征。由于是场长叔叔从山下捧上来的消息，就不能不让人你信服。人们在心悦诚服之后，老师便再一次成了焦点。这一次已不但单是场长，也囊括了山里人。他们回忆起了让上海人感动的很多事，一直想到自己激动起来，再攒足了理由想看一眼种子，索取一点，待到明年春季，放到地里，再盼着秋天的好收成。然而，老师是拿不出来的，这一点只有我们几个娃娃知道。是那个隐约的三角形，勾起了我们对做过的坏事的回忆，一潭污浊的池水和几个光屁股的娃娃，几只嫩绿的倭瓜和一把精巧的文具小刀，几处清脆的三角刀痕以及藏在倭瓜内的几泡…….。咳！都是天真惹下的祸，也难为涉世不深的老师了。由于始终说不出缘由，上海人的谦虚就变成了虚伪，不实诚。山里人是见不得不实在的，在他们的眼里，朋友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彼此真诚，落地有声。躲躲闪闪、潺潺微微，嬷嬷唧唧的不是朋友，至少场长叔叔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也没关系，毕竟是战场上滚打下来的老兵，哪有攻不破的堡垒？不说可以，不是有倭瓜在吗？按着东北人的话讲“还真不信那邪”，一刀下去，什么“真经”都取到手了。很快地几个大倭瓜被逐个的请到了会议室的桌子上。一口切菜刀，一屋子的山里人，几个越俎代庖的倭瓜。
由于是惹了麻烦，我们几个娃娃没有去。听说场面很严肃。场长叔叔手中的刀，举的很高，劈下的劲头也大，惹的父辈们的眼神随着刀的挥舞，上下起落。后来又听说一刀下去，啂堂，无籽，臭烘烘的，飘了满屋，失望了在场的人。原以为搅得四邻不安，八方不宁的是一个美好的事物，事与愿违，竟然是几只“臭瓜”，这是有悖于初衷的，也让躲在角落的上海人尴尬，激扬逝去的场长败兴，充满愿望的山里人晦气。再后来就是集体下的定义，很精辟，大致是：瓜大，不能食，属于废物。
山村的冬季地冻天寒，冷冰冰的，除了在思念已故父亲的时候，还能隐约的记起炉火旁为我们烘热棉衣的父亲的背影，那背影会准时的出现在每一个寒冷的早晨，以至于不能忘怀，别的大都悉数的被封冻了。至于还有厚厚的白雪，只是年年常见的熟物，不应该归属于记忆里的东西，这里就不说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荒唐的无法从心底抹去。时值今日我都弄不懂，没了五脏六腑的倭瓜还能存活，还能一个劲儿地往大里长，真是想不通。不过，倒是平添了一个插科打诨的笑料，那是所有能够拾起的童年记忆中的精品，也成了保留下来的童年曲目。屈指算来，不变的，是孩提的记忆；变化了的，是三十年前我们是父辈的孩子，三十年后我们成了孩子的父辈。其实，在我们拾捡的回忆里，童年是占有很大比例的，会时常在梦里走过，只是构成完整情节的不多，大都属于细枝末节。人们之所以在积攒了一点阅历之后，还会时常找寻儿时的往事，很大程度取决于生活状态，说到底是一种无法表明的压力。由于不懂得责任，也不需要承担什么，儿提时代的稚嫩、单纯、顽皮、撒泼以及相伴而来的故事，是做给自己的，不需要他人的好恶，知道是错事，父辈们反对，就是做了，没办法，我们是孩子，所以很快乐，也真实，这是成年人的缺憾。当然了，并不是说我们不快乐，在兜里的钞票增加了，或是有了职位升迁的机会时，也快乐，只是在自惊自吓中，感到有些酸苦，一觉醒来，瞥一眼今天的行程，比昨天更累；也不是说我们的记忆减退了，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受限的因素太多，越想知道前因后果，越没有结果；太想记住了，反而又记不住了。当岁月把人们赶到瞻前顾后的时间段里，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了客体，被制约的方式很多，来自不同层面，各样的表现形式也不能完全自我了，甚至要违心的全盘的做给别人看，在虚伪中强装出一点真诚。人们在把眼光放远的同时，隐约的感觉自由的空间变小，被挤进了很难逢源的狭窄缝隙间。于是，我们更习惯于审视自己剩下的部分，想一想自己作对了多少，又做错了多少，也就没必要也顾不上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做过多的笔记。慢慢的，在不经意间，手中的笔尖曲线似的划向了人生日历的最初几页，在童年的坐标点上做长时间的停留，看一看原来的样子，找回一点蛮荒世界的自信，把自己从赝品中矫正过来，再于四下没人的时候，拾一些孩子时的蠢事，偷偷地笑一笑，快乐一下，轻松一下，也是很好的。
不知道现在的山里孩子是如何打发时间的，是否如同我们的童年一样的天真、快乐。城里的孩子是很辛苦的，超负荷地在书堆里一钻就是十几年，筋疲力尽，面颊青黄。然后，于中年的麻烦事物里接着钻，一直钻到忘记童年的样子时候，才发现自己老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不会给予他们过多的时间去玩儿，残酷的人才途径的选拔，又决定了在书海里寻找前程的现实，读书以外的时间少的可怜。就是现实中真有那么青山一座，溪水一条，也只能是摆放在那，静静等待着时间的闲暇。而往往确定了自己应该歇一歇了，又突然发现了额头上的皱纹和毛发中少量的银丝，原来童年的脚步声已沉寂很久了，无论怎么做也不像儿提的故事，倒是有一点另类在里面。很难想象，后生们一旦人到中年，能够留恋的记忆有多少，又有多少可以用文字完整的表述下来。他们在幸福于激进年代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流失掉了自己快乐的童年。或许，只有真正解决掉酋长制的用才之道，彻底地完善了因材施用制度的时候，童年才能快乐，才能回到如同我们一样的纯真里。那就只能等待了，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或者是后代的后代，或者是更远一些。
再一次回到山村是新千年的初夏，为了赚林场的钱，是个匆匆过客。儿时的伙伴多数已走出了大山，在余下的人当中，马上能喊出名字的大概有三四个，其中就包括领导我们“坏事做尽”的场长的儿子，其余就陌生了。山峦叠翠，不是记忆中的方向，像是偏西一些，林木保护的不好，鸡肋一样的小树很多，稀疏了。抬眼望去，瞭望塔比记忆里的真切的多。学校还在，很破旧，已经废弃了，倘若不是联想到几桩调皮的往事，还能看上一眼，很难再收住人们的眼眸。老师高就了，在一个很大的地方当领导，统领着比山里多出几倍的一群人。山里的孩子要到山外读中学，只有零星的儿童，星星点点的散落在街道上，像几粒对弈中守关的棋子，显得金贵。伙伴们热情款待，又喊来了晚辈认了叔伯，然后，醉倒了一桌人，就像场长请来的外乡人。
青山依旧，溪水长流，茂林芳草，闻山乡宁静；避开喧嚣，回归自然，浮云缭绕，听林间鸟鸣。跌跌撞撞地在童年的记忆里搜索了一遍，还有什么故事呢？再想一想？有，想起的东西很多，不陌生。
一日，心爱的女儿抬起躲在书堆后面疲惫的小脸，怯怯地问及我的童年快乐吗？我说：快乐。只是形成链条的少，得以表述的就是笔下的几行文字，拿去，自己看吧。
别学了，少时休息一会吧，计算一下快乐的时间吧，可怜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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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于2009/11/25 8:23:37写道：
